火箭如喷着火舌的莽兽巨龙,梁思礼这些第一代中国“驯火人”就要为这头巨兽套上笼头,绑上马鞍,驾着它从战争的废墟驰向航天的大门。
一双大眼,鹅銮式的宽阔前额,一张典型的“梁家嘴”,举手投足间处处是父亲梁启超的影子。“像,太像了”,曾经在南开中学听过梁启超演讲的周恩来总理第一次见到梁思礼时,竟有种恍若隔世之感。
梁启超的遗传,一个留在了脸上,一个种在了心里。
有人曾经问梁思礼,你从你父亲那里继承下来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他回答说:“爱国。”
“爱国这一课,我不曾落下半节”
“爱国救国”几乎是梁家九子女的胎记。天津市河北区民族路46号,有一幢白色的意式建筑,这里就是饮冰室,梁启超伏案奋笔之所。他在这里写的 “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用大事”,指引了梁家九子女未来的路。回忆中,梁思礼眯起了眼睛:“父亲对我的直接影响较少,几个哥哥姐姐都受过父亲言传身教,国学功底属我最弱,但‘爱国’这一课,我不曾落下半节。”
1941年,梁思礼赴美国深造。为了省钱,他曾裹着大衣在零下40度的储物室挨了一夜,险些冻死,也曾在罐头厂靠着冷冻豌豆过了一个暑假。尽管条件艰苦,但仍没有磨灭他心中“工业救国”之梦。为了能够转入“工程师摇篮”的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他放弃了嘉尔顿学院的优厚的奖学金,改领每月微薄的盟国津贴。1949年夏天,他拿到自动控制专业博士学位,著名无线电公司RAC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但“千金马、五花裘”无法稀释他的赤子热血,他选择了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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