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之子梅葆玖什么时候逝世的？回顾梅葆玖一生经历为何无子女

　　‘文革’时批斗我，说我是大少爷，我不当大少爷难道当狗崽子去?还批判我说我家里有冷气，可谁让我生在这样的家庭里呢，现在想想都觉得挺好笑。”

　　年少时浸润艺术氛围、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成年后遭遇磨难不少，但梅葆玖却说，“我比父母幸运多了，他们一辈子没享什么福，哪有我现在这么自在，

　　那个年代父亲不能说一句错话，真是如履薄冰。”如今以给弟子上课为重的梅葆玖常常跟学生们说，“我当过农民，才练就了钢筋铁骨。那个年代，自怨自艾才傻呢，

　　当时京、评、曲、梆、杂几个团全在那儿劳动，每个月有4天假，哪个苹果大、桃大，我就摘哪个，全拿回家。要知道在那之前我是娇生惯养，什么都没干过。

　　后来还不是锄草、施肥样样都行。你们现在搞艺术也不能单一，酸甜苦辣都要品尝，在专制教育的年代，老师说打就打，只能说好不能说坏。过去演员不红就没法养家，但现在你们不能躺在现有的体制上。”

　　梅葆玖还以他特有的幽默给弟子胡文阁起绰号叫“胡嘀咕”，对于自己“梅过期”(因为买了东西总是放到过期才想起来)的外号也是一笑而过，他称自己的性格不仅放松而且乐观。

　　“‘文革’时那么批判我我从来不急，即便是两点开会批判我，我都得先睡俩钟头，再洗个脸。这一点我和父亲的脾气差不多，他从没跟别人红过脸，一辈子跟别人说话都是‘别急，慢慢来’。

　　遇到大事他很少发言，永远是‘您说呢’，艺术上他也是倾听多，我有时问他‘您怎么不说两句’，他说多听别人怎么说，把有用的拿来借鉴。

　　所以他不主观，在艺术上很博学，他有一句话，‘即便这个人有99句废话，只有一句有用就行，就是高人’。所以我从小也坐在小板凳上跟着他在旁边听他与别人谈话，但是不允许插话，这样的经历也让我获益很多。”

　　“继承流派应学其何以如此之‘神’，而不必叹其如此之‘绝’”

　　去年开年之初，胡文阁获封“梅派正统第五代传人”，并从师父梅葆玖手中接过了跟随其多年的贵妃折扇一把，不过像这样的“念想儿”，梅葆玖从父亲那里却所得甚少。

　　“我母亲很明智，在我父亲去世后把家中有价值的文史资料都捐出来了，‘文革’中才没有毁掉，如果留在家中，即便那会儿没有被毁坏，一代代传下去也可能就慢慢遗失了。

　　后来这些资料都留存在梅兰芳纪念馆中，得以让世代的后人去观赏。但是很可惜，与我父亲同时代的很多前辈艺术家的史料都丢失了。

　　所以现在我把自己的资料也都保存得很完整，将来父子两代人的放在一起，供后世了解梅派艺术。”

　　多年来，梅葆玖对于父亲的艺术以整理传统为主，鲜少有新戏问世，改编自《太真外传》的《大唐贵妃》是他自己所认可的京剧改良范本。

　　“那是用西洋歌剧的形式来包装传统大戏，唱腔、扮相、念白还是京剧的，只是比原来漂亮。京剧说到底还得姓京，不能姓洋。其实很多的梅派戏都可以用新的舞台手段来展示，像很多人都有微词的LED我并不反对，用现代手段烘托京剧本身我完全能够接受。”

　　有关梅兰芳的史料著述不少，但去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梅兰芳纪念集壹编》很是特别，书中汇集了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发表于京、津、沪等多地如《申报》、《北洋画报》、《半月戏剧》等媒体上关于梅先生的时事及评论文章，创作者中甚至包括了胡适、鲁迅、丰子恺等人，这些被梅葆玖称为世伯的先贤们的文章，

　　从另一个不为人知的侧面呈现了全盛时期的梅兰芳。在梅葆玖看来，这本看似史料汇集的书其实对于今天的京剧创作有着“启示录”一般的价值，“书中 ‘再现’了我父亲在100年前那个历史转折点中的异军突起，他不单在唱腔、身段、舞蹈等技艺因素上有很好的继承，更重要的是把传统文化——当时已经衰败了的文化因素重新注入京剧这一形式中。

　　从中可以让青年京剧人领悟到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升华的道理。而我们在继承流派时也应学其何以如此之‘神’，而不必叹其如此之‘绝’。”

　　“俗话说书文戏理，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梅兰芳还是梅兰芳”

　　教会学校出身的梅葆玖，爱吃西餐，每餐只要有牛排就足矣。还喜欢古典音乐、歌剧、芭蕾、电影，甚至对流行音乐也感兴趣，他说这些都得益于父亲给他的开放式教育。

　　老梅先生爱好之广泛以至于“峨嵋酒家”四个字都是由他题写的，“小时候，凡是有奥斯卡影片上映，父亲都会带我们去看。

　　他也很喜欢歌剧，上世纪30年代的那些苏联、美国的歌剧演员不少都与他很熟。由于从小跟随父亲听他们的唱片，我也从他们的演唱中感受到发音、音准和力度如何去掌握。”

　　除性情、嗜好“遗传”父亲外，梅葆玖还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头黑发，虽然已经80高龄，但头发依然乌黑，“我父母亲头发都不白，父亲68岁去世时还是满头的黑发。”

　　眼下梅葆玖和夫人住的房子是他岳父岳母的，地方并不很宽敞，但因为地段核心，他们二人一直“蜗居”在这里。无论是给学生排戏还是去长安看戏，他都坚持骑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