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钱杨的人生结合中,杨绛是一直站在钱钟书身后的。1949年5月,按清华的旧规,夫妻不能同时在本校任正教授,杨绛只能做兼职教授。
50年代中期,钱钟书参加《毛泽东选集》翻译不在文学所,他的《宋诗选注》出版后即遭“拔白旗”运动,所领导让代领传达,杨绛每天带着本子去记录众人的批判发言。
“文革”开始后,有人又把钱钟书早已查清楚的“黑材料”贴出了大字报,杨绛贴了一张小字报来说明真相。红卫兵小将拉她上台批斗,她跺脚说“就是不是事实!”结果被游街批斗。杨绛说,“文革”中“牛鬼蛇神”敢和革命群众大发脾气的,整个外文所就我一个。她的学生认为她“无事,决不去惹事;有事,绝不怕事”。她在“文革”中的检讨得了“披着羊皮的狼”的批语。
《堂吉诃德》是1973年5月出版的。定稿时,钱钟书的《管锥编》也正好校订,钱钟书希望能和杨绛交换题写书名。杨绛打趣说:“我的字那么糟,你不怕吃亏吗?”钱钟书道:“留个纪念,好玩!”以后,他们两人出版作品都互相题签。
1946年,抗战胜利后,钱钟书杨绛夫妇和全国人民一样,一下子有了“扬眉吐气的感觉”。这年4月,钱钟书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人·兽·鬼》,这书能保存出版是因为“此稿本曾由杨绛女士在兵火仓皇中录副,分藏两处”,书出版后钱钟书用英文写下了一句耐人寻味的名言:“赠予 杨季康 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钱钟书”。60年后,杨绛对此说道:“我认为三者应该是统一的。夫妻该是终身的朋友,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是知心朋友,至少也该是能做伴侣的朋友或相互尊重的伴侣。情人而非朋友的关系是不能持久的。夫妻而不够朋友,只好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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