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谋杀了大清朝，慈禧到底要负多大责任？

为什么这么说呢？

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就有一句话，“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清史总撰缪荃孙也说过一句话，“国家因兵败而图强，因图强而变政，因变政而召乱，因召乱而亡国。”换而言之，清朝灭亡就是自个把自个玩死的，这个玩死的过程就是变法。

变法不是为了图强吗？为什么变法没有变强，反而把自己搞死了？

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变法这个东西其实是很个很复杂的东西，不是派人出国考察一下，回来照模样画葫芦就能搞成功。大清国有大清国的实际情况，要改变，里面得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而留给清朝的时间又太短了。清朝这条大船想来个急速转身。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船翻人亡。

其次，改革是需要真金白银的。像清末新政里最重要的一项是办新军。一期先搞了北洋六镇，每年的军费就是九百万两。按新政的计划最终要搞36镇，那就需要五千万两的军费。清政府当时什么都缺，最缺的就是钱。欠外国人的钱都一时凑不起。

就在前二年，八国联军打进来，抢了东西不说，还要签协议，签下来，清政府要赔偿各国精神损失费等等加上利息要十亿白银。慈僖老佛爷就是把自己卖了都拿不出来这笔钱。

一边要结列强之欢心，一边还要办新军。满清政府实在是没钱了，没钱怎么办？只有向老百姓要。那接牵到接下来说的一个问题，改革不能过度亏损基础群体的利益。

清兵入关时，大家说好，永不加赋。现在也不管了，什么税种都出来了，印花税、房捐、铺捐。这样一搞，老百姓不干了。

清政府天天打败仗，早就人心失尽，现在又大增赋税，而且新政上讲的好处，老百姓又看不到，你说富国强兵，老百姓那管这个啊。国家的事是肉食者谋嘛，跟我们老百姓有半毛钱的关系？你说民主自由，老百姓就更糊涂了，我鸡叫种田，狗叫收工，我要民主干嘛用，能沾糖吃吗？

老百姓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而这些，偏偏是新政没有办法即时给出来的，也不是清政府那些既得利益愿意支付的。

比如新政里要办新学，老百姓交了税，可交了税，老百姓发现自己的子弟根本就进不去学堂，这不是白花钱了嘛，所以清末的时候频频发生”毁学”事件，砸学校，驱赶教员。

没有基础群体的支持，新政就处处受到阻碍。

第四，满清政府对清末新政的节奏把握能力太差。有的动作太快，社会一时无法适应。有的太慢，大家等到花儿都谢了都没有推出来。

什么太快呢？主要是不触及上层既得利益者的政策，比如废除科举。满朝贵族不靠这个当官，说废就废了。本来，废除科举确是件好事。八股文实在不适应社会的发展了，但这毕竟关系到天下读书人的前途，轻率的这么一搞，读书人的支持没有了。一个落弟的洪秀全就搞得大清国狼狈不堪，现在一下批量制造了成千上万洪秀全。

什么政策变得太快呢？主要是触及到上层既得利益者的政策。比如开国会。开国会等于将权利从满清贵族的手里接过来，满清贵族当然不情愿。新政刚出来时，承诺要开国会，但没有期限，说看情况。连五十年的时间表都没有。最后一看大家都不满意，给了一个时间表，二十年。可二十年也等不了。当时立宪派的主要思想家梁启超正在日本，他就发现日本的留学生都在密切关注清朝的这个新政，局势十分紧张。大家都在看清朝是不是真的要立宪，如果立，就支持立宪，如果是假的，那就倒向革命一派。

清朝那时候，可不只有保守派跟立宪派，还有革命派，孙中山已经发动六七次起义了。1908年时，梁启超在东京上书清朝，建议三年内召开国会。三年后就是1911年，正是清朝灭亡的时间。结果光绪下诏，要九年内完成，九年后是1916年，已经是民国五年了，大清朝上那立宪开国会去？难道到北京八大胡同找拉板车的满清遗老商量立宪？所以开不开国会，实际变成了立宪派与革命派的赛跑，秒表还在革命派的手上。

立宪派对这一点十分清楚。1910年，也就是辛亥革命前一年，立宪派搞了一次请愿大会，要求一年内开国会，这可能是清皇室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可就是这一根，清王室也没抓住。第一次请愿，清廷维持九年不变，第二年，还是九年不动摇，到了第三次，清廷让了一步，提前三年，也就是宣统五年开国会。然后将请愿会的人赶出了京城。这一赶，清廷就直接把自己赶到了死胡同，很多立宪派从此倒向了革命党，梁启超当时就预言，如果现在不开，以后的字典就不存在宣统五年这个词了。

果然，第二年，武昌枪响。到了这时，清廷终于慌了，十月十号枪响，十月三十号，清廷下令起草宪法立宪，三天功夫，宪法十九出来，五天后浩告天下，不可谓雷厉风行，而且这里面说到的虚君共和制可能是当时中国最好的制度选择，但它来得太晚了，中国的列车已经变轨，彻底离开了君主制。这时候，人家要的就不是宪改，可是要革你的命了

第五，清朝一搞新政，新的社会阶层流动机制没出来时，就把旧有的通道给破坏掉了。上面说的废科举是一例。另外，在军校当中，也存在只管招生，不管就业的事情。比如张之洞在1906年办了陆军学堂，毕业生有一千五六百人，但得到提升的不过一百人。年轻人没有出路，这是社会最大的隐患，一有变动，这些人就会投靠到反政府武装当中去。这些人后来就成为了孙中山重点发展的对象，以前孙中山主要走江湖路线，跑堂口，联系江湖大哥，结果发现这条路子走不通，社会大哥靠不住。后来同盟会有一个叫胡汉民的提了一个意见，说要注重新军。孙中山才恍然大悟，后面武昌起义的主力换成了新军士兵，果然一举成功。

最后一点，变政是个十分复杂的事情，需要极其高超的执政手段，清廷在这方面的经验十分小白，管理手段远远跟不上新政的实际需要，在执行过程中，错误百出，这里举一个例子。清末新政中的铁路国有计划。这个计划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四川的问题最大，造成了四川保路运动，而正是四川的保路运动成为了武昌起义的导火索。

四川的保路运动要从清朝的新政最重要的主措之一，建立内阁说起。

1911年5月8日,也就武昌起义发生的五个月前，经过立宪派的争取，清廷终于组建了一个责任内阁。开国会跟责任内阁是立宪的二大标志，开国会已经被忽悠到五年之后去了，这个责任内阁出来时，也是让立宪派大为失望，因为内阁成员十三人中。满洲贵族九人，汉族官僚仅四人，而在满洲贵族中皇族又占七人，因为被称为“皇族内阁”。这里面当时的实力派袁世凯都没入阁。被清廷开了一张病假条，说袁世凯得了脚病，走路都走不动，打发回家养病去了。这个错误也为后来清廷的最后灭亡埋下了伏笔。

有声望的袁世凯被弄走了，朝中几乎全是满清贵族说了算，搞了大半天，还是你们爱新觉罗一家人玩啊。

“皇族内阁”仅有的四位汉族大臣也大多不是掌实权部门的，但事情就出在不太管事的汉人之中。四大汉臣的邮政大臣叫盛宣怀。这个人秀才出身，红顶商人，被称为中国实业之父，他担任的这个邮传大臣。相当于现在的交通部的部长。主

盛宣怀上来就搞了一个大政策：铁道收回国有。

清朝的铁路以前本来就是国有的，但国家没钱。所以当时清朝就跟西方国家借钱修路。八国联军打到北京城，国人对洋人恨之入骨，一切洋人的东西都要砸掉，洋人的钱当然也不能借。所以清末新政出来后，各地兴起了一股商办铁路的热潮。四川就上马了一个川汉铁路：成都到汉口的铁路。

群众的热情很高，但民办铁路有个毛病，就是各自为政，配合不行。而铁路这种大型基建是最需要全国统筹的，商人们自己修，有的铁轨不同，火车在自己地盘上开得飞快，开到别的省就动不了。所以清廷一直想收回来。

到了盛宣怀手上，终于启动铁路国有计划，可在实施过程中，盛宣怀犯了一些错误，一是没有公开透明，没有马上公布具体的方案。这个铁路怎么收？是赎买回来，还是强征回来。盛宣怀没有公布，盛宣怀是个商人，商人办事，总讲究博弈，先不亮底牌，看形势再说。但这一招，用在政治上就不管用了。清朝政府的信用早就破产了。公开了还没人信，这不公开，不等于让人瞎猜嘛。

事情到了四川这里，终于出大问题了。

四川铁路的情况最复杂，它是地方政府主持，商人集资，百姓租股的方式搞的，最麻烦就是这个租股。所谓租股，就是四川每个纳税户都要交钱。租股总额占所有股本的百分之七十七，所以川汉铁路可以说是全四川人的铁路。牵扯的人数越多，事情就越难办，而且负责修路的人拿着集资款跑到上海做生意，结果一下赔了三百多万。

盛宣怀一想，亏掉的钱不能叫政府买单啊，所以这个钱，你们四川人自己解决。至于剩下的钱，盛宣怀也没打算退给四川，而是堂而皇之要收回国库，转而给老百姓发国有股票。这等于既要夺路，还要夺财。

盛宣怀这么干，其实也有私心，他一直鼓吹国有化，跟他自身利益有关系。别的不说，盛宣怀有一个钢轨厂，要是铁路国有了，他的钢轨自然就不愁销量。所以，在改革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多这样趁机为自己捞油水的。这些行为最终可能会让改革变味甚至失败。

这个方案一出来，四川哗然。百姓发动请愿，四川政府的应对也十分简单粗暴，直接拿着枪射杀集会的人，这个事情最后越搞越大，一直在搞革命工作的同盟会抓住机会，制作了数百块木板，要求各地保路自救。这个招数比发微博还有效，数天之日，就有二十万人朝成都进军。

到了这时，终于酿成保路运动。四川进入全面战争状态。

事情发展成这样，盛宣怀才意识麻烦大了，马上表示将剩下的钱还给四川，但现在大家都杀红了眼，谁管你铁路不铁路，钱财不钱财的事情。

在这起事件中，政府在与民争利时手段之粗暴，对群体事件的反应之缓慢，管理之落后，应变之拙劣，手段之粗暴，无一不体现出，清廷实在已经失去了掌控时局的能力。

为了应对四川的保路运动，清廷将湖北的清军大批调往四川进行镇压，结果造成了湖北防务空虚。最后促成了武昌起义的成功。

武昌一放枪，湖南，陕西，江西等纷纷宣布起义独立，一个半月后，关内十八省，只剩下甘肃、河南、直隶、山东四省效忠清朝。

到了这时，清朝其实还没有正式咽气，清朝还有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就是在河南老家的袁世凯。

袁世凯本人就是经过清朝的内部改革练新军发家的，武昌起义时，袁世凯已经成为中国最具实力的军阀，满清精锐的北洋六镇，除第一镇由旗人组成，袁世凯不能完全控制外，其余五镇全部是袁的嫡系。 六镇的军事首长都是由袁的老部下或者是他一手选定的。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袁世凯河南老家，袁世凯正在做寿，听到消息，一座皆惊。袁世凯酒也不喝了，戏也不听了，撤席退戏，请来幕僚喝茶。大家都知道袁世凯的机会来了。

果然两天后，清廷的任命下来了。也不怕袁世凯腿走不动了，要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去湖北平叛。

其实在这时，清廷的军事实力还是远在革命军之上。袁世凯完全有机会成为曾国藩第二。可袁世凯的野心注定他要做就做第一个袁世凯，绝不做第二个曾国藩。部下都来祝贺袁世凯，袁世凯看完电文，随手一放，说现在不是着急的时候。

什么时候着急？

等清朝彻底玩不转的时候。

说起来，也是清朝倒霉。三年前，光绪跟慈僖先后去世，光绪没能力，但在民间口碑很好，能拉扰一些人心。而慈僖这个人历史评价不好，但实际是一个很有能力的老太婆，她要在，还能镇住一些人，办上一些事。她一死，满清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能主大局的人。当时主持国政的是摄政王载沣。载沣这个人公认为是个好人，一个没用的好人。做人比较宽厚，比如他虽然跟袁世凯是死对头，却没有杀他，而是放虎回山。但这个人性格内向，又没什么政治经验，完全没能力处理重大危机事件。

载沣先是派了一个叫荫昌的满清贵族去湖北平叛，这位荫昌还是喝过洋墨水的，在德国陆军深造过。但就实战来看，就是另一个纸上谈兵的赵括。荫昌一路上穿着德国长统靴，身上披着中式缎袍，嘴里哼着京剧《战太平》，慢悠悠地上了火车，一路上只顾着摆阵势，等到了前线，已经是第十天了。

十天时间，已经面目全非。荫昌调度完毕，将大炮对准武昌的头一天，湖南宣布独立。当天，陕西独立，又过两天，江西的枪声又响了……

到了这时，只有请袁世凯出山了。但一个湖广总督是请不动袁世凯了。袁世凯表示自己现在全身是病，尤其是老腿病还没有好，胳膊也有毛病，还发烧兼高血压。总而言之，身上的零件没一个正常的。

最终，清廷开出条件，让袁世凯当内阁总理大臣，贵族内阁变成了袁世凯内阁。袁世凯才走马上任。袁世凯边打边谈。最终跟革命党达成协议，一边从革命党手里拿到了大总统的支票，另一边对清廷的孤儿寡母隆裕太后跟溥仪连哄带吓，没事给他们讲一讲法国路易国王子孙被杀得一个不剩的故事。终于让清廷发出退位诏书。

268年的清朝，连同两千多年的帝制，这一天总算是寿终正寝。

纵观清朝的死亡过程，我们可以看出改革这个东西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甚至可以称为抱着炸药桶前行。有的东西急不得，需要一个过程。就比如反腐败，也是需要过程的，如果一上来就搞反腐的制度重构，可能还没出来，就会被一些人围攻。既得利益肯定不会让他出台。只有先把一些大老虎打下去，才有可能制度反腐，也不能直接拿老虎下手，因为老虎下面有一大帮喽啰。所以打老虎先要打苍蝇。但我们不要忘了，打苍蝇是为了打老虎。我们更不能忘记的是，我们打老虎，最终是为了搞一个更好的制度出来，因为对个人的胜利永远都是一时的，短暂的，只有制度上的胜利才是长久的，持续的。

另外，我们看到改革必然会有一个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必然会触及一些既得利益。这个利益怎么重新分配是一个大学问，至少要做到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照顾，达成了一个多赢的局面。清末的新政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新政造成的结果是多输。搞了这么多，谁也不满意。下层百姓要多交税，通货膨胀，物价横飞，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下降，是满腔怒气。中层立宪派的诉求一直得不到满足，也是郁郁不满。满清贵族被夺走权利，心怀愤怒。青年人找不到上升的通道，成为社会不安定份子，商人感觉不到安全感，开始倒向革命党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