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宋始，古代菲律宾是如何膜拜中国的？

7月12日，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仲裁庭作出非法无效的所谓最终裁决。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裁决是无效的，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一时间，朋友圈里爱国的热情刷了屏，各种各样的文章估计大家也都看了不少，特别是南海“自古以来”的历史，已经有很多文章为大家科普。今天，我们不说南海，就说说此次事件中的另一主角菲律宾，为大家扒一扒在古代，菲律宾是如何朝贡我大中华的，而我中华之文化又是如何影响了他们的。

有人根据考证，认为中国人至菲贸易，可以远溯至公元前二三千年间，或周秦时代。但这种说法，迄未获得文字或文物的证明。只是在四五千年前，当时的造船、航海技术，估计难以支持这种贸易，并使之有利可图。

根据菲律宾考古的发现，中菲贸易，至迟在晚唐即已开始。近百年来，在菲律宾各地出土了大量陶瓷器和陶瓷碎片，在山区民间也发现了珍藏的古陶瓷器物。这些文物，绝大部分产自中国。自晚唐至清代，各朝代的陶瓷均有发现。以明清为最多，宋元次之，晚唐最少。唐代的陶瓷，或者是通过阿拉伯商人转手运到菲律宾的，或者是通过中菲间的直接贸易贩销菲律宾的。一些地方除发掘出唐瓷之外，还发现唐代钱币。

有关中菲贸易的文字记载，始见于宋代史籍。《宋史》卷四八九《阁婆传》说，“又有摩逸国，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载宝货至广州海岸。”这是我国史籍中有关中菲贸易的首次记录，此后历代史籍对中菲贸易情况都有较详细的记载。

南宋时期中菲新航路频繁的往来，带动了中菲民间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从中国输入菲律宾的货品包括铁器、乌钻、绫绢以及五色烧珠等，但仍以瓷器最为重要。菲律宾发现南宋瓷器的遗址大都在中、北部地区，如宿务岛、马尼拉湾和内湖沿岸等，遗址内瓷器数量相当之多，表明中菲商民沿着新航路的贸易已经有集中的经营点。

菲律宾国际博物馆收藏的宋·青白瓷戏水瓷塑

中菲民间贸易时，并不常使用货币和金、银为价值尺度和支付手段。长时期以来都是以货易货，菲律宾方面提供的货品包括香料、黄腊、槟榔、椰心、草席、玳瑁、珍珠等。这些土特产多数并不是在沿海港口的贸易点出产的，为了及时集中这些产品以便与中国商人进行交换，菲律宾人就必须建立沿海同内地山区、河流的上游与下游以及各岛之间某种初步的贸易网。

《诸蕃志》和《岛夷志略》上都谈到过中国船只开到麻逸进行贸易的情况。麻逸当地居民以批发的方式向中国商人赊取货物，用小舟到各岛屿贩销，换购各岛屿之土产运回麻逸，按时偿还中国商人的货价，很少失约。

这就表明，以前就存在的岛际贸易联系在海外贸易发展新的条件下发挥了作用，从而亦反过来给海外贸易带来了便利。海外贸易和岛际贸易的繁盛，促成了菲律宾社会的进步。

古代菲律宾人喜欢用中国大瓷瓮埋葬遗骸。从北部的巴坦群岛，经吕宋岛、民都洛岛，直到南部的棉兰老，都发现了许多内藏遗骸的大瓷瓮。菲律宾内地各部落甚至将拥有多少瓷器作为衡量财富的标准，瓷器有时作为世代相传的传家宝。部落之间、家族之间械斗、和解时以中国瓷瓮作为赔偿。一般是一个人头赔一个瓷瓮。瓷器在举行婚礼时必不可少，新郎给新娘的聘礼全部或部分是瓷器。举行宗教和其他各种仪式、宴会都离不开瓷器。在菲律宾民间故事中，把瓷器人格化、动物化，瓷器成为民间故事的重要题材。

从宋代起，中菲间就有了官方的贸易，表现为当时菲律宾的某些小国遣使来中国“朝贡”，以及中国皇帝对来使的赐授，实即以所贡方物，交换赐授汉物。

明初，吕宋曾于洪武五年(1373年)和永乐八年(1410年)两次入贡，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次人贡吕宋都携同本地区的其他小“国”一齐组团前来，表明吕宋地区超巴朗圭政体正在形成。据统计：明初洪武至永乐年间(1368-1424年)，菲律宾各地十多次遣使中国，明朝使节亦4次到菲律宾。菲律宾对中国的这种频繁示好，与当时郑和下西洋分不开，由于中国声威所及，合猫里、冯嘉施兰、吕宋、古麻剌朗、苏禄等国都时断时续地同明廷保持朝贡贸易。

当然，这种朝贡赐授关系，意义不限于物质上的交换，更重要的是着眼于政治上的修好。官方贸易由于并非每年进行；进行这种贸易的地区，又只限于菲律宾某些极小的局部，如一个或几个小国。另外，双方所交换的方物、赐授物数量有限，项目又仅限于统治阶级所追求的奢侈品，如贡物是带枝、丁香、丁香母、白龙脑、玳瑁、红鹦鹉，甚至还有“昆仑奴”；赐授物是冠带、衣服、器币、缗钱、仪仗、鞍马、铠甲、文绮、绒锦、纶丝、纱罗、彩帛、金织袭衣、麒麟衣等。

菲律宾被殖民时的老照片

元明两代，海上贸易由朝廷垄断，构成中菲贸易主要部分的民间贸易，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明朝政府为垄断对外贸易，为防止劳动人民利用出海之便，聚众反抗，而厉行禁海政策。嘉靖年间，因倭寇之患日渐严重，兼以葡萄牙人及沿海大姓与之勾结，使东南海防日益恶化，海禁进一步加强，甚至最后罢市舶司，关闭海外贸易大门，连渔民出海捕鱼也遭禁止的地步，海外贸易更受到严重摧残。因此，元明时中菲贸易情况见于中国史籍者不多。

但民间贸易以走私的形式，甚至是武装走私，冲破官方的垄断和封锁，一定程度上还继续进行。因为这种贸易是以走私的“非法”方式进行的。

1521年，麦哲伦在霍蒙洪岛看到中国的丝织品，在里马萨瓦看到中国的陶罐，在宿务看到中国制造的描花漆碗和丝头巾。他的同伴在一些地方看到中国的瓷盘、铜锣、用金线和丝织成的织物。他们还记述了南部群岛土人所使用的铜钱：中间有一个方洞，一面铸有四个中国文字，表示中国皇帝的年号。

古代菲律宾人使用的犁耕方法仍然是从中国传来的，华船带来了水牛和犁，华侨亦带来了犁耕技术，改变了菲律宾原始社会刀耕火种的情况，直到19世纪菲律宾农民仍然使用有柄而没有犁头铁的中国式犁。

水车、水磨等农业生产工具同样是由华侨传人在菲律宾农村广泛使用。菲律宾人还从中国人那里学会了榨蔗取糖和嫁接果树等方法，以后内格罗斯岛成为菲律宾重要产糖区，而后荔枝等水果品种传入菲律宾，均因此得益。手工业方面的金工、木工、珠宝加工等技术都由中国传人了整套的工具和操作方法。传自中国的还有冶金、火药制造以及陶瓷制作等。

中菲间的政治交往，有文字可考者，也是始自宋代。据《宋史》卷七、卷八及《宋会要辑稿》中的《占城、蒲端》、《历代朝贡》两目所载，11世纪初，棉兰老岛东北部的蒲端国频繁遣使来华。

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九月，蒲端王其陵遣使李钜罕、副使加弥难来华“贡方物及红鹦鹉”。次年正月，真宗在上元节夜邀蒲端使“观灯、宴饮，仍赐缗钱”；同年五月，其陵再遣李钜罕来贡方物。

景德四年(1007年)六月，其陵又遣已絮汉等贡玳瑁、龙脑、带枝、丁香、丁香母及方物；真宗则赐冠带、衣服、器币、缗钱及杂彩小旗等。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二月，蒲端国王悉离琶大遐至遣使李于燮进金版镌表，献丁香、白龙脑、玳瑁、红鹦鹉及“昆仑奴”。当时，真宗正在祭祀汾阴后土，命李于燮至祭祀处朝觐，以示重视。及后，真宗“诏以李于燮为怀化将军”，还按后者之奏，赐予旗帜、铠甲，以满足他“以耀远方”的要求。由上述史实，可以看出当时中国与蒲端国之间所建立的政治关系是很密切的。

宋时中国与菲律宾的政治交往还仅限于离中国较远的棉兰老岛部分地区，离中国较近的吕宋岛反而未见同中国有政治关系，根据《宋史》所记往麻逸国、蒲端国的路程，都以占城(越南中部)为起点计程。由此可知，当时中菲间的交往，是经由西线进行的，而不是像后来明代那样，由福建的港口发航，经巴布延群岛、巴坦群岛、吕宋西海岸而至菲律宾中、南部各地。

及至明朝时，郑和的第三次(1409年)出访对菲律宾极富影响。这次出访，范围广泛，西至东非的木骨都束(摩加迪沙)、竹步，东至浮泥国和菲律宾的三岛国、苏禄国。永乐十五年(1417年)，为配合郑和第五次出使西洋的活动，成祖于九月遣太监张谦赍敕往谕菲律宾棉兰老的古麻刺朗国国王斡刺义亦敦奔，并赐之绒锦、纶丝、纱罗。经过这些访问，中菲关系进一步密切起来，其中尤以苏禄、古麻刺朗为显著。

郑和下西洋路线图

明初，苏禄与中国的关系甚至盛极一时。据《明史·苏禄传》记载，“永乐十五年，其国东王巴都葛叭答刺、西王麻哈刺叱葛刺麻丁、峒王妻叭都葛巴刺卜并率其家属头目凡三百四十余人，浮海朝贡，进金镂表文，献珍珠、宝石、玳瑁诸物。”

永乐帝对苏禄国王等礼之颇隆，不但封其为国王，赐印诰、袭衣、冠带及鞍马、仪仗器物，还对他们的同行者也赐冠带、金织文绮、袭衣有差。苏禄王留北京二十七日，然后辞归，成祖又各赐玉带一，黄金百两，白金二千两，罗锦文绮二百匹，帛三百匹，钞万锭，钱三千贯，金绣蟒龙衣、麒麟衣各一袭，还遣官护送。使团至德州，东王“卒于馆”。成祖闻讣，“不胜哀痛”，遣礼部郎中陈士启祭以文，赐谥恭定，又命有司按明代礼制所规定的亲王陵墓规格为东王营葬。又命留妻妾慊从十人守墓，令三年丧毕返国，遣使赍敕谕其长子都马含，册封为苏禄国东王。（《明太宗实录》）

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月，古麻刺朗国王斡刺义亦敦奔率妻子、陪臣，随张谦来访，上表贡方物。成祖命礼部赉之如苏禄国王。同月，斡刺义亦敦奔要求成祖：“(斡)虽为国中所推，然未受朝命，。幸赐之。”成祖以其旧号赐封，授予印诰、冠带、仪仗、鞍马、文绮、纱罗、金织袭衣，赐王妃冠服，陪臣等亦各有赏赐。到了第二年四月，斡刺义亦敦奔在归国途中，病逝于福建。明廷遣礼部主事杨善谕祭，赐谥康靖，命有司治坟茔，以王礼葬于闽县，以后每岁一祭；其守墓陪臣及其子孙等，世食官粮。又命其子刺蕊嗣继王位，率众归国，仍赐之钞币。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十月，刺蕊遣头目叭谛吉三等奉金叶表笺来朝，贡方物。（《明太宗实录》）

清雍正九年(1731年)，苏禄王母汉末母拉律林遣使来华，重续苏禄与中国的关系。使团一行抵北京之前，曾到德州访东王后人安、温二姓的家人，他们向使团提出了入籍大清的请求。使团也觉得他们远隔重洋，难以重返苏禄，于是以苏禄国王的名义，上书清廷，请准予归附。清廷查明议复，终于同意东王在华后裔“入籍德州”。（《福建通志》）。

经过长期的直接交往，中国文化的许多成分已深深植入菲律宾文化之中，直至今日，在菲律宾人民日常衣食住行各方面都还可看到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

参考资料：

《德州苏禄王墓研究》王守栋

《菲律宾华侨史》黄滋生，何思兵

《金应熙史学论文集 古代史卷》金应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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