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张爱玲书里的女人都那么“苦”？

看点 本期少年书评来自张宪光老师推荐的UWC常熟的朱奕睿同学品评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一个作家的几乎所有作品——张爱玲；书里诸多的女性形象，葛薇龙、白流苏、曹七巧、梁太太、冯碧落……；而当将这些看似只是不同女性的形象“同台竞技”时，通过借用波伏娃、林幸谦、福柯等人的理论终于实现了一次升华，从而传达解读出张爱玲作品的“次性”群像，一如绣在屏风上的标本。

绣在屏风上的“次性”标本

——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文 | 朱奕睿 编辑 | 张容瑄

法

国存在主义女作家西蒙娜·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写到“女人不是天生的，她是被变为女人的。”她认为女人的历史性压制了女人的自然性，成为依附于男性的“次性”。

张爱玲在其小说中塑造了许多女性形象，她们宛如绣在屏风上的“次性”标本，身不由己、命运多舛。有的被物欲引诱而堕落；有的因生理需求得不到满足而危害他人；有的受到父权社会的压迫。这些悲剧命运模式揭示了女性的从属性地位和亚文化性质。下文中我将从文学技巧的角度论述张爱玲如何书写女性主题。

张

爱玲在《第一炉香》中运用“以实写虚”的逆向意象，刻画了敌不住物质诱惑的年轻女孩葛薇龙。

梁家那白房子黏黏地融化在白雾里，

只看见绿玻璃里晃动着灯光，

绿幽幽地，一方一方，

像薄荷酒里的冰块。

“绿幽幽的灯光”是抽象的本体，而“薄荷酒里的冰块”属动态的实物喻体。张爱玲用具象的喻体形容抽象的本体，把比喻逆向地发展成意象。

这是对葛薇龙心境的影射，展现出其被梁家声色犬马的物质生活引诱而内心悸动不已的心理活动。薇龙曾是一名清纯的女学生，秉持冰清玉洁之念来到梁府，而“酒中冰块”意象标志着她违背初衷、自甘堕落的开端。通过描绘葛薇龙的转变，作者指出物欲是驱动人性畸变的内在因素，在虚荣和物欲面前道德和正义的力量是微乎其微的。

而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变本加厉，她把青春作赌注、婚姻作牺牲品来换取物质的保障。白流苏和范柳原的爱情虽然披着华丽的外衣，其根本是金钱和色相的交易。

白流苏费尽周折在两性战争中与范柳原苦苦周旋，希望得到婚姻而非沦为情妇。其原因无非是她渴望一张免费的长期饭票罢了。白流苏最终如愿以偿，然而她“还是有点惆怅”。白流苏的心境与两人终成眷属的结局形成冲突，使表象的美满瞬间瓦解，加深了小说主题的悲剧性。美好表面和丑恶实质的冲突揭示了现代社会对人性的扭曲，展现了女性在物质面前的脆弱、无奈。

然

而谁也不及曹七巧与物质有着紧密的联系。张爱玲通过一个场景描写巧妙而合理地展现了七巧的物欲吞噬了其他正常欲望，使她人性彻底湮灭。弗洛伊德说：“性欲是人类一切成就的源泉。”可是封建畸形的婚姻无法满足七巧正常的生理需求，使她健全的心灵长期受压抑。于是金钱成为她生活唯一的支柱。

分家后季泽突如其来拜访的场景，标志着七巧“带上黄金的枷锁”的开始。两人的对话与七巧的内心活动穿插并行，由此传递出七巧情感的波动。

面对季泽虚假的求爱，

她怎能不犹豫、怀疑：

“他难道是哄她么？他想她的钱——

她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

她还担心自己的“钱只怕保不住”。

七巧丰富的心理活动表露出她因情欲受克制、缺少爱情的滋润而紧紧地攫住黄金，成为黄金的囚徒。物欲是七巧生活的寄托，也是把她推向自虐和他虐的恶性循环中的罪魁祸首。

张

爱玲还刻画了一类以七巧和梁太太为首的寡妇形象。梁太太年轻时嫁给年逾耳顺的富翁，专等他死，等顺利当上富寡妇已年华老去。七巧年轻时嫁给身患骨痨的病人，正常的情欲不能得到满足。两人年老后内心饥荒，人性扭曲，不惜残害身边无辜的年轻生命。

张爱玲通过隐喻和语言描写揭示了梁太太把薇龙做诱饵拉拢异性和七巧破坏女儿长安婚事的变态行径。隐喻是进行隐藏地比较的修辞手法。在《第一炉香》里，

梁太太戴着的“黑草帽沿上垂下绿色的面网，

面网上扣着一个指甲大小的绿宝石蜘蛛，

在日光中闪闪烁烁，

正爬在她腮帮上，一亮一暗，

亮的时候像一颗欲坠未坠的泪珠，

暗的时候便像一颗青痣。”

“蜘蛛”捕获其他昆虫，且雌蜘蛛会在交配后吃掉雄蜘蛛。“爬在她腮帮子上”暗示蜘蛛既指梁太太本人，她就像匍匐在网上等待猎物自投罗网的雌蜘蛛。

梁太太年轻时未能得到正常的爱情和婚姻，年老后渴求异性的爱填补空虚。由于她“求爱方式十分可笑”，梁太太需要收买薇龙等年轻女孩，牺牲她们换取异性的爱。作者对颜色的运用也别有用心。饰针是“青”色的，与乔琪乔的眼睛颜色吻合，是情欲的象征。这意谓梁太太即是捕食者，也是被欲望俘虏的被捕者。“蜘蛛”隐喻营造了阴森的文本氛围，逼良为娼的变态举动体现了梁太太的邪恶、狠毒。

金

锁记》里七巧的变态程度比梁太太更胜一筹，她毁掉的是亲生女儿。张爱玲通过语言描写直截了当地展现出七巧的刻薄、恶毒。长期压抑的感情让她心理扭曲，把不满发泄到女儿身上。因为嫉妒女儿得到自己未得到的爱情，七巧千方百计阻扰女儿恋爱。

她用不堪入耳的话语挖苦长安：

“这些年怠慢了姑娘，

不怪姑娘难得开个玩笑，

这下跳出了姜家的门，

称了心愿了，再快活些，

可也别这么摆在脸上呀——

让人寒心。”

她不顾长安脸面当众羞辱她：

“多半是生米煮成了熟饭了”

“你是肚子里有了搁不住的东西是怎么着？”

七巧甚至漫不经心地用一句

“她再抽两筒就下来了”

就断送了女儿的幸福。

七巧“剃刀片”一样的语言是其泼辣、扭曲的“次性”特点最直观的表现。她自己本身被男权社会扭曲迫害，然后在利用自己黄金的枷锁疯狂地控制、折磨长安，把命运的悲剧性转嫁到女儿身上。她想要剥夺长安的幸福来补偿内心的失衡。七巧人性的扭曲、内心的变态使她颠覆了传统慈母的形象。

张爱玲笔下的寡妇，是被异化得失去人性的形象。对金钱的追求、被金钱的束缚和情感受到的桎梏使她们遭受折磨，疯狂报复以填补心灵的疮痍。她其实也是一个绣在男性话语屏风上的动物，只是面目有些狰狞。

林

幸谦在赏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主题时提出了“闺阁身体”、“铁闺阁”和“亚文化群体”等概念。结合这些带有哲学意味的概念和元素，他指出张爱玲成功刻画了受宗法父权制度压迫的女性群体。女性在婚姻中的从属性反映了她们亚文化群体的地位，也折射出两性不平等的社会问题。

首先，张爱玲运用物化比喻揭露了受宗法父权制度包办婚姻的悲剧女性命运，以《茉莉香片》中的冯碧落为代表。

冯碧落“不是笼子里的鸟，

笼子里的鸟，开了笼，

还会飞出来，

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

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

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

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

霉了，给虫蛀了，

死也还死在屏风上。”

“笼子里的鸟”辛辣地指出封建制度中的传统女性受到父权的压迫。她们的自尊和自我意识因此消失殆尽，并沦为婚姻的附属品。

法国后现代女性主义者露丝·伊里加蕾声称女性是在市场里流动的商品。“屏风上的鸟”的物化性质印证了这一点。女性如同物体，具有交换价值或被用来满足男性的需求。

在二元对立的体系中，女性的附属性衬托了男性的主体性。冯碧落身不由己的婚姻和悲剧人格反映了两性不平等带给女性的磨难。

相仿，流苏也受到宗法父权制度的压迫。不过流苏的二度婚姻相同的本质加深了她的悲剧性。小说里无论是心理描写还是语言描写都体现出流苏在柳原面前的小心翼翼。

此外，她在香港沦陷前屈从地做了柳原的情妇。读者可从中看出流苏在二人关系中的低位处境。流苏小心周旋、被迫屈从，而柳原欲擒故纵、忽冷忽热。两人态度的对比反映了两性关系中的权力结构。

福

柯提出的权利理论曾被用来诠释两性不平等的现象。白流苏的内囿困境是女性命运的缩影。张爱玲对她生活的书写反映出女性在具有高度压迫性的父权社会里日趋僵化、屈服。白流苏无力反抗，她看似通过法律保护离了婚，然而她不过是摆脱了一个男性的枷锁成为另一个男性的附庸。

林幸谦在注解张爱玲小说的过程中提到“闺阁身体”概念，因为张爱玲对女性身体的描写有很重要的作用，她通过联系女性肉体和潜意识来折射出父权体制对女性的压迫。张爱玲以“迸得全身筋骨和牙根都酸楚了”的感受体现出七巧在畸形的婚姻中拼命克制情欲。

身体不仅限于纯粹的生物范畴，因此西苏还指出，对女性的书写必须通过身体才能把长久被压抑在社会底层的各种情绪宣泄出来。故张爱玲借助描述女性身体来探讨父权体制对女性性格、生理和权利上的打压。父权体制对于女性来说，既是物质的封锁，也是人性的枷锁。扮演男性附属品角色使女性没有属于自己的空间，这也正是“铁闺阁概念”所指。

张爱玲运用丰富高超的文学技巧塑造了“次性”群象。这些女性受到物欲、情感或宗法父权制度的影响，心理扭曲、人性畸变。她们的人生因此而痛苦、苍凉，如同被绣在屏风上的标本。这些女性形象是真实而立体的，是那个时代一部分女性命运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