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亡之后，南明的两个小朝廷为何被清军迅速扑灭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王源鸿

当清朝薙发令与易服令在江南地区颁布后，江南百姓反抗怒火被立刻点燃，1645年7月31号，从余姚开始，如多米诺骨牌一般，会稽、鄞县、慈溪等地相继爆发反清暴动，清朝在浙东的薄弱统治瓦解。

不久，一些明朝官员和社会领袖拥立鲁王朱以海在绍兴监国，明军围绕浙东建立一条从严州直至宁波附近定海水军据点的弧形防线，此外，还在富阳和海宁的对岸设有进攻据点，并与浙西、南直隶南部遥相呼应，对杭州清军施加压力。

另一位藩王唐王朱聿键接受前弘光礼部尚书黄道周的正式三劝，于7月10日在衢州宣布就任下任监国，在总兵郑鸿逵的护送下过仙霞关入闽，在福州即皇帝位。

两个朝廷在成立时，并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十月，当隆武政权得知鲁王政权的存在后，派遣使者前往绍兴，希望获得对方的承认。鲁王起初同意下台，一些人也敦促绍兴方面以大局为重。但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张维国认为福州路远，恐怕鞭长不及，而浙东抗清运动脆弱，一旦监国撤销，便会瓦解，在目前情况下，若移忠他人，君臣之间的信任会出现问题。

鲁王和其他官员被说服，拒绝了隆武帝。1646年2月，隆武帝再次写了一封信给鲁王，还派了一名御史带着白银犒劳钱塘江守军，结果御史被杀，随即隆武帝也处死了鲁王方面的一名使者，双方关系破裂，不能合作，被清军各个击破。

其实，鲁王与隆武都真心抗清，但不能合作是有原因的。

第一是地理因素，福建与浙江之间有武夷山脉，武夷山山高谷深、峰峦叠嶂，交通不便，分隔了闽浙两省，福州与绍兴之间不可能形成快捷的联络。

其次，鲁王政权绝大多数是浙东人，浙东抗清情绪高涨，尽管没有丰富的物质资源，却比其他南明政权更为团结，更愿意献身共同事业。

第三，即为各自君主的个性，隆武是南明皇帝中最有才能的一位，生活刻苦，体魄强健，精神旺盛，果决有为，受过良好治国教育，关心公共事务，隆武帝发誓效法太祖，驱逐鞑虏。尽管隆武帝确实有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君主所具备的素质，但是对于和自己一样显露领袖才干的宗室，小心提防，心存蔑视；授人官位，不按常规，容易被一些徒有虚名的人打动，导致冗员严重，而且很多人不称职。此外，隆武帝作风果决带来的过于乾纲独断，加之其本人又有文才，热情洋溢，很多时候亲自撰写诏书和晓谕，极少垂询大臣们的意见，导致一些才智之士无所事事，造成人才浪费。

在战略问题上更是反复无常，对自己行动和准备行动举棋不定，1645年9月初，隆武帝刚继位时被劝说不要北上，而后他决意10月7日出关亲征，但又一再拖延日期，直到次年1月22日才得以出征，走到建宁，迁延观望，到了三月，才折回到西南的延平。

此外，隆武朝廷虽然控制福建，但福建财源难以支撑大规模军事行动，零星的记载表明，隆武朝廷向广东、广西至少征收了十六万三千六百两，另外有二十六万来自福建的捐助，而发动北伐，需要一百五十六万两。

况且，隆武朝廷中实力派郑芝龙希望通过自己支持隆武帝，扩大自己在福建的势力范围和影响，而不愿将自己的海上力量用于发动北伐而消耗或牺牲掉，加之郑芝龙本人于清朝方面暗通款曲，清军得以从容通过仙霞关、分水关进入福建，扑灭隆武朝廷，就是由于郑芝龙撤除了守军。

而黄道周是一个一心一意抗清的人，但是黄道周没有带兵经验，也没有得到朝廷军饷，于是他靠着官员、士绅的捐助以及从家乡募集的义勇共4600人，人称“扁担军”出师北伐，这次悲壮的北伐很快失败，黄道周本人被俘后殉国。

鲁王性格与隆武帝不同，鲁王为人宁静、仁慈、温和，他并不参与具体事务，而是放手让臣僚决策。他并没有什么雄才大略、领导才能，但能与大臣相处良好，特别是文臣对他颇有好感，但是却无助控制武将。而鲁王控制下的浙东，文官与武将之间矛盾十分严重，形式略有不同。

鲁王政权共有军队20万，分属两个系统，一个是文官系统的义勇、义军，另一个是武将系统的明朝正规军。如果鲁王政权的军事内部问题得以解决，那么清军将对此无可奈何，但是，二者的矛盾冲突不断加剧，因而战略战术方面无法达成共识。而且由于分饷分地的政策导致双方各自部队相互争夺各自驻地附近府、县的正供、捐助和征派，打乱了后勤计划。同时，物资匮乏日益严重，官兵窃取义勇粮饷，鲁王政权的军队出现普遍饥荒，许多义勇部队被迫解散，官军靠劫掠勒索为生。所以，当清军开始渡过钱塘江时，鲁王政权迅速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