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隍崇拜与福清城隍庙

　　近时，邑人募资在鹫峰下清荣大道北侧兴建“福清城隍庙”，工程颇浩，形制巍峨，每引路人驻足观瞻。但许多人并不知城隍为何物，亦不明福清城隍庙的过去。笔者缘此辑录有关城隍及福清城隍庙一些资料，以飨读者。

　　（一）

　　许慎《论文解字》注为：“隍，城池也，有水曰池，无水曰隍。”《玉篇》论为：“隍，城下坑也。”可见“城隍”一词指的是：土夯石砌的围墙和环城而凿的无水沟壕，都是古代居民用以防卫而修筑的工程。由此可见，城市一出现即有城隍。古代氏族部落之间征战频繁，筑城挖隍而守应是很普通的。又由于古人受科学知识缺乏之制约，相信万物皆为神灵，因而视守护城市的城隍为神是十分自然的。至于何时立祠修庙，把精神崇拜物化，或说早在尧舜世，或说始于汉，或说于三国时期。但有文字证据的是在南北朝时期。据《北齐书·慕容俨传》载：北齐文宣帝天保六年（555），慕容俨镇守郢城（今芜湖），被南朝梁军围困，梁军以荻苇截断了城内水路供应，在此危急时刻“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号城隍神，公私每有祈祷。于是顺士卒之心，乃相率祈祷，冀获冥佑。须臾冲风飚起，惊涛涌激，漂断荻苇”使慕容俨队伍得以解围。这大概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关于城隍神祇的最早文字了。文中所记述的郢城城隍庙也就是今天安徽省芜湖城隍庙了。

　　（二）

　　在古代，城隍极受尊崇。

　　唐代初期，城隍信仰有了发展，各地城镇都建庙奉祀城隍。李白的族叔李阳冰于乾元间（758-760）任缙云县令，所撰《缙云县城隍记》云：“城隍之神，祀典无之，帷吴越间有尔。”可见当时仅在吴越（今江苏、安徽、浙江等地）有城隍庙。阮葵生所著《茶余客话》云：“然成都城隍祠，大和（827-835）中李德裕所建。张九龄祭洪州城隍文，杜牧祭黄州城隍文，李商隐集中尤多，则不独吴越也。”可见此时城隍庙已遍及南方各地。安史之乱中，攻守城池，百姓遭殃，城隍之祀成了当时民众的一种慰藉。于是各地都陆续建起城隍庙。据陆游《宁德城隍庙记》记载：唐以来郡县皆祭城隍。

　　宋代，城隍崇拜更加普及，且被列入正式祭典，各府、州、县衙门每年都要在本地区城隍庙内按时举行祭祀大典。民间城隍神地位大大提高，超过社稷神，成为阴间的地方长官而广受香火。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平民，建国伊始，为保持社会安定，巩固新建王朝，特别提倡城隍崇拜。洪武二年（1369）正月大封天下城隍。封京都城隍为“承天鉴国司民升福明显王”，秩正一品，格同三公；封府城隍为“鉴察司民城隍威灵公”，秩正二品，等同六部；封州城隍为“灵佑侯”，县城隍为“显佑伯”，各为三品及四品，均冠“鉴察司民”封号。洪武二十年（1388）又诏令天下：“朕设京师城隍，俾统府、州、县之神，以鉴察民之善恶而祸福之，俾幽明举不得侥幸而免”。由是城隍信仰达到鼎盛时期。清入主中原后，袭承明制，把城隍作为幽冥之官，护境之神，尊崇有加，借以控制百姓行为，保障封建统治。

　　城隍崇拜还有个重要特征，不像其他神祇一样只是人们臆造设定的神位，而富于神人化和世俗化。从唐以降，历朝历代均对城隍进行封号，有王、公、侯、爵等各级封爵，并封及其夫人，且与阳官平级。各地城隍，都是历史上受民众尊敬的人物，如镇江的纪信，建昌的灌婴，六合的英布，和州的范增、谷城的萧何，广州的文毅，湖州的韩愈，都江堰（即旧灌县）的李冰，杭州的周新、文天祥，尤溪的卢珖，古田的刘疆，莆田的陈瓒，惠安的张悃，泰宁的王肃等。福建都城隍在福州，主祀周苛。苛是楚汉战争时御史大夫，为刘邦守荥阳，城破被项羽生俘，羽劝其降楚拜为上将军，封万户侯，苛不从，怒斥项羽，说他非刘邦对手，若不及早降汉，定将灭亡。项羽大怒，将其烹刑。刘邦立汉后，为悼其忠烈，封为郡县之神。据传福清城隍亦为周苛，但缺文字资料为证。

　　城隍作为朝野双方都极为尊崇的原因很多，主要是：从官方角度看，城隍是一方之神，能御灾捍患，不但可鉴察一方地方官员的行为利于牧官，还可以此麻痹百姓以此牧民，把城隍神作为辅治手段之一加以推崇。从民间方面看，城隍神都是一些在民间享有崇高威望的安定地方，抚绥百姓，兴利除弊，御灾捍患，受人景仰的官员，且时刻在冥中监察自己的行为，因而得以崇拜。（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