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乱象 解放军某高炮师竟出兵攻打兰州军区

文革乱象 解放军某高炮师竟出兵攻打兰州军区

1966年初，我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到天水县农村刘家庄大队参加社教。我搞社教的那个地方很苦，干旱、缺水，老百姓生产和生活十分困难。养牲口没有草，烧锅烧炕没有柴，我们和土改时一样，住在农民家里，吃轮流“派饭”。群众多数情况下只能吃玉米面糊糊(当地叫散饭)和窝头，我们也吃这些。老乡们没有水喝，哪里还谈得上洗碗，我每天吃完饭都是和当地老百姓一样，用舌头把碗舔干净。

老百姓生活苦，又加上文化低，全村几百口人和牲畜饮用水只靠一个“泉眼”，既不卫生也不方便，我到天水驻军要了些钢管，叫人把泉水引到便于群众接水的地方，又将人、畜用水分开，老乡们也觉得这样很好。

由于陇海线穿越我住的村头，因此我们每天都可以看见来来往往的火车经过。1966年8月间，过往的火车车厢上突然出现了许多大幅标语，记得有“打倒裴孟飞!”“打倒马继孔!”，还有什么“火烧”“油炸”等。由于裴孟飞同志和马继孔同志当时都是省委书记，而过去又从未见到过这种斗争方式，因此感到十分惊讶。当时我们的消息并不灵通，报纸是一个星期由通信员送来一次，又不能及时看到中央的文件，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 后来才知道兰州铁路局职工到省委门前静坐，北京来了红卫兵，省委瘫痪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平生第一次遇到了红卫兵。那天，火车不知出了什么故障，在离村不远处缓缓停下。也许是想下车活动活动身体，从车上下来了一群带着红袖章的学生娃娃。他们围坐在一起，象是开个临时会议。当时正值8月下旬，甘肃已经见凉了，可这些孩子们却还都穿着短裤短衣，很有纪律的样子。我已经从文件中和报纸上知道了北京红卫兵，这趟车恰巧又是从北京过来的，因此心想，这大概就是红卫兵了

有些老乡围了上去看稀罕，我也快步走了过去。看见他们果真在开会，是在讨论去新疆揪斗王恩茂的事情，我当时心里就想：这些娃娃是不是受了谁的指示

看见一个年龄稍大些的，象是他们的头，我把他叫了出来。我对他说：“你们可不能乱来呀，王恩茂可不能打倒，他是好人。”他看我穿着便衣，以为是个农村干部，觉得解释多了我也理解不了，便说：“大伯，您不懂，这是文化革命!”

这就是文化革命 我心里充满疑惑。

由于要参加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10月初我结束了社教，回到兰州。

回来以后我才了解到，早在6、7月间，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由于省委汪锋、裴孟飞、马继孔支持兰大学生李贵子，一派群众组织先是逼死该校校长、党委书记江隆基(这事件当时曾轰动全国)。尔后，在1966年8月1日冲击铁路局和一些中学，搞打、砸、抢，引起铁路职工不满，到省委静坐、绝食。为了平息铁路局事件，当时汪锋同志就把责任推到裴、马身上，撤了裴孟飞和马继孔的职。但愤怒的铁路职工和学生们仍然不肯罢休，加上北京红卫兵的串联鼓动，各大、中学校的学生们把矛头指向了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同志。

那时全国已经开始了红卫兵的大串联，各地政府机关几乎都是焦头烂额，工作陷于瘫痪。当时汪锋同志被红卫兵揪住不放，追得无处藏身，还在兰州军区大院东头的六栋房躲过一段。

我回来以后，对地方上由于“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社会秩序混乱、工厂停工、学校停课、领导干部人人自危的情况感到十分忧虑并很不理解，但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和八次接见红卫兵的事实，又说明了毛主席是有意识地支持红卫兵，运用红卫兵的力量去冲开“阻力”并全面展开“文革”的。作为军人，服从是天职。虽然弄不懂中央的真正意图到底是什么，好在军队当时并没有乱，对于地方上发生的一切我们只是时刻在关注，而并没有参与和干涉的任务。

1966年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统一全党的思想，要把“文化大革命”坚决推向高潮。

会议期间，叶剑英元帅和当时的总政主任萧华找我和新疆的王恩茂、左齐同志到西山去，向我们打招呼说，贺龙是大土匪，是大军阀，国民党曾派人到他那里策反，很坏等等，叫我回去以后向张达志传达，叫王、左向郭鹏同志传达，要我们搞好思想转弯。我听后吃了一惊，当即说：“他是土匪军阀是过去的事嘛，红军二、六军团会合时都知道，他不是把策反的人都枪毙了，现在怎么又成问题了 前一段他不是陪同毛主席检阅红卫兵嘛，到底咋回事嘛 ”叶帅和萧华没有理睬我，只是叫我们转好思想弯子。我回来后如实向张达志同志作了传达。

当时，西北的部队虽已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但架子基本还是贺龙部的老底子，军队的领导干部几乎都是贺龙的老部下，对贺老总的感情是很深的，对于要打倒贺龙这件事，我们的思想无论如何是不通的。和张达志同志统一思想后，我们决定不转弯子、不传达、不理睬。

会后，大约是11月上旬，军委又把军队干部留下参加座谈会。会上，当时的军委副秘书长、总政主任萧华指示，要在全军的机关、院校、文艺、体育单位开展“四大”，大闹三个月，把军队的问题好好揭一揭。

对于军区机关开展“四大”，当时我们思想是不通的，弄不懂为什么要把军队搞乱 但“文化大革命”已是大势所趋，作为军人必须服从命令，不理解也得理解。当时林彪为此还有句名言：“理解的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执行”。因此回来后，仍然召开军区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这两个会议的精神和萧华的指示，并在军区机关作了动员。11月14日，军区机关“四大”就正式开始了。 拉起大喇叭广播的“常委会”

由于地方上开展“文化大革命”已经几个月了，因此对于将要开始的军区机关“四大”也是有些思想准备的。虽然自我感觉比较自信：一、历史清楚;二、历次运动无问题;三、工作几十年从未犯过错误。但共产党人批评与自我批评总还是不能丢掉的，世界观的改造是不能放松的，群众运动嘛，一定要正确对待。尽管做了这些思想准备，但后来事态的发展还是远远超出我的意料之外。

机关“四大”一开始，政治部副主任张xx就带头贴出大字报，给军区部分常委画了像，定了性。说张达志是“三反分子”;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达志、李书茂是“反党联盟”;张达志、我和高维嵩是“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还声称他有“重磅炸弹”，还要陆续不断地出大字报。这实际上是要把军区“四大”纳入他的这个框框进行。

他的大字报出来后，就得到了机关一部分人的拥护，说张xx同志站出来了。在我们召开常委会时，一部分“群众”和张xx同志就一起冲进了会议室，要求改组军区文革的领导，坚决反对由“三反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们把持运动的领导权。在此压力下，我们作了无原则让步，由张xx接替李虎同志担任文办主任，接着王xx又接替高维嵩同志担任了文革领导小组组长。从此，王、张就掌握了兰州军区“文革”的领导权，军区党委领导实际陷于半瘫痪状态。

在王、张的一再威逼下，11月25日、26日召开了所谓的军区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有关“运动”如何深入开展的问题。但会议实际上无法正常召开，因为会议一开始，群众就闯进了会议室。会议室地方小装不下多少人，大部分群众就挤在会议室外面，由于听不清，有人就拉起了喇叭，外面的人就在喇叭底下听，群众称之为“喇叭会”。

会议名义上由我主持，实际上是王xx、张xx把持了会议。整个会议开成了由他们发问，我们被迫交代问题的斗争会。就连散会出场都按他们划分的左、中、右的顺序作了安排。第一个出场的是王xx，接着是张xx、杨嘉瑞、康健民、徐国珍、李书茂、高维嵩，最后是我和张达志。这个拉起大喇叭的“常委扩大会议”，我看也算是兰州军区机关“四大”的一大发明创作了!

这个会散了以后，王xx、张xx便多次在常委会上根据所谓“革命群众”的意见，要求将张达志和我的印章收交文办管理，并公开宣布要窃听张达志和我的电话，又宣布要限制我们的兵权，凡是要调动一个班的兵力，都要经过常委一致同意、一致签名才能生效。同时，又对张达志和我搞单线警卫(即由文办派人监视)，就连徐国珍到北京参加军委碰头会议，文办也派权洪(原任军区老干部办公室主任)跟随到北京监视，从去到回一直跟着。

对我和张达志则到处是勒令、通知、海报，大会批、小会斗，搞车轮战，逼着要我交待同贺龙同志的关系问题;批判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派们给我们挂黑牌子、戴高帽子，敲锣游军区大院，压我下跪低头认罪，搞喷气式，站在桌子上弯腰，脖子上还挂上一个扩大器等等。由于没日没夜地挨批斗，吃不成饭也睡不成觉，有一次我实在是支持不住了，不知不觉中竟一头栽下台子来，当时就晕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