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掉曾国藩一生功名的天津教案揭秘，谁才是幕后黑手？

1、天主教嬷嬷成了天津阴谋论的牺牲品

1870年天津发生什么?

天津出了一件大事，震惊全国、毁掉曾国藩一世功名的“天津教案”发生在五月初五的端午节前后，发生在开埠十年后的天津。

大清朝廷曾有个统计，从允许洋人传教的条约签订后到庚子事变前，外国的洋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等来华的外籍传教士已有3200多人，入教的中国人达80余万，教堂遍布全国城乡。而从那时起，全国大大小小的教案就接二连三的发生。

自从秦始皇用“书同文、车同轨”的观念统一中国的同时，其实也做着统一我们中国人思想的事。这事不但做了（焚书坑儒），也基本做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景象一去不复返了，中国的发展史上，再也没有出现孔子、孟子、老子、孙子、庄子这样伟大的思想家。因为就是从秦始皇起，统治者开始把中国人的思想和思维统一在自己的统治轨道中。我们中国人的聪明智慧只好都用在文化艺术的范畴，所以从那时起，中国的文学家、艺术家多出来了。而与此同时，世界上的其他文明国家，如古时的希腊、古罗马等都在政治文明上有了惊人的进步，他们在奴隶制尚存的时候，就对国家政权开始了权力的分割与制衡，尽管发展的过程中出现过若干次的反复，但方向是没有改变的。

回来说说为什么当时的中国社会要把传教来的洋人当作攻击目标呢？我们的很多历史著述，特别是解放后的史学家们都把当时发生的教案当作反帝爱国运动的先进事迹弘扬的。

那些被称作教案的事件，一个基本的模式——杀传教士和教徒、烧教堂；

一个同样的借口——用揭帖和流言传播教堂迷拐孩子作药引子的消息；

一个一样的结果——说点不着边际的理由，再杀个把替死的老百姓偿命、再赔点钱了事。

我们不仅要问一句，反抗外来的宗教与爱国有关系吗？且不说佛教、伊斯兰教都是外来的宗教，而且不管是第一次向西方介绍中国的马可波罗还是利玛窦，抑或是汤若望和南怀仁，他们都是传教士，也没见他们让乾坤颠倒。

说到底，包括天津教案在内这些一件接着一件出现的教案，就是官府鼓动、士子策划、平民出头的驱除洋人的阴谋。

想想看，官府被洋人打痛了，惹不起洋枪洋炮，就想算计手无寸铁的传教士们出气，口口声声说洋教是“名为劝人为善，实则流毒无穷。”而且也不敢明火执仗地干，就只好怂恿那些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上阵不能打仗、下田不分秧禾，却喜欢忧国忧民、慷慨悲歌的士子们，发挥他们控制舆论民情的长处，用揭帖、文章、谣言、集会等等形式，鼓动起民意，让那些懵懂无知的老百姓们出头干。

大清朝庭的这种情绪以1900年“庚子事变”达到了顶峰，而发生在天津开埠后十年的这起教案如同是一场序幕，这直接导致了大清朝的倒台。所以所以说，天津阴谋巢穴论真的在1870年一语成谶了！

还是回头说说这起教案吧，马士的《中国帝国对外关系史》、雷穆森的《天津插图本史纲》写了很多关于事件发生的过程，看着让人很触目惊心。

而我们的史学家们包括当时参与处理教案的曾国藩、李鸿章、崇厚都有意或无意地忽略那些刺目的、惨绝人寰的过程，只有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在日记中留下这样的文字“并杀其妇女，又杀其类十余人，皆展肠裂腹，遂毁教堂，势汹汹至三四千人矣”印证了马士与雷穆森的记载不虚。

2、为什么教案在天津发生

具体到天津教案发生的原因，除了我上面说的那些外，我认为还有那么几条。

第一，天主教积极主动的扩张意识让自己成了出头鸟。

自从自咸丰十年《中法北京条约》规定“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后，法国传教士就以极大的热心和勇气向中国内地各省渗透，那些传教士曾喊出过一句让当时的中国人听着很可怕的口号“在中国每个山头及每个山谷中设立光辉的十字架”。道教和佛教在中国几千年了，从来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你一个外来的宗教借着公使和条约的力量就要这样，显然，在某种意义上让中国人感觉这是不给本土宗教活路了。所以在当时，中国上至大夫下至黎民，把传教士与鸦片同样视为邪恶和不可接受的东西，恭亲王奕忻的话说的最明白不过了，1869年他曾对离任的英国公使阿礼国认真地说，“把你们的鸦片和你们的传教士带走，你们就会受欢迎了。”

第二，法国人的傲慢和刻板为自己埋下祸根

马士的书里解释了这个因素，一个原因是英法联军占领天津时，英军纪律严明受到当地民众“爱戴”，而且对当地的官府和百姓颇有尊重，《天津志》里记载过，有一次英军士兵在城门口玩水，溅到天津知县的轿子上，就被知县打了板子，而当时的英国领事并没有兴师问罪，而是接受了。相反法国领事丰大业、公使罗淑亚则被公认脾气暴躁，爱找茬。其实从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天津后，法军就一直占据着曾经是乾隆皇帝行宫的望海楼，撤军后接茬由法国领事馆占据。这还不说，崇喜观曾经是天津市的一个香火旺盛之地，那个法国神父谢福音也不调查，也不了解，只觉得这地方离城里和领事馆近，就在1869年5月16日拆毁了崇禧观旧址，年底建成天津第一座天主教堂——胜利之后堂（圣母得胜堂），俗称望海楼天主堂。这事虽然有崇厚的批件，每年有1000文的租金，但这件事让天津人不仅对法国人，也对崇厚结上了仇。一旦有了发泄的机会，它自然成了目标。

从时任天津知府的张文藻给曾国藩的密函中我们知道，当时的官民都把“入堂念经习教者曰教民，有跟随外国人服役者曰鬼奴”。从这种侮辱的口吻看，中国人对洋教是抱着很深的敌意和鄙夷的。

第三、中国人的偏见、加愚昧、加贪婪让嬷嬷们的善举变成了引火烧身的举动

全国各地的教案一桩借着一桩，有个突出的特点，大多是从“迷拐儿童、采生折割”的揭帖流传而起。为什么都是这样的理由呢？长期以来中国民间就流传着修炼法术、以摂生来养生、得道成仙的说法。也有民间邪医术士用幼孩器官配制药引牟利的说法。因为民间对中医历来就流传着秘方治大病的说法。而秘方最勾人腮帮子的就是千奇百怪的药引子，当年鲁迅父亲病重时，绍兴一位所谓名中医曾开出经霜三年的甘蔗和原配蟋蟀一对做他父亲救命的药引子。用鲁迅的话说，似乎在这些人眼里昆虫也要贞操！所以后来鲁迅曾狠狠地说过一句：“中医都是有意或无意的骗子”。

马士在书中还写道，“仁慈堂修女们危险的慈善行为”，为什么慈善还危险呢？望海楼教堂建城后，“仁慈堂”的传教功能基本上转移到教堂去了，而仁慈堂的嬷嬷们除建施医所向天津人提供西医治疗外，还收养弃婴。马士写道“由于在天津感到委托他们照看的婴儿数目很少，因而对于每一个送去婴儿的，都给了奖金。”这种奖金不可避免的成为了某些心术不正人的发财之道，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拐骗犯们在审问中纷纷攀附天主教教堂。

另外我认为还有一个原因不能忽视，那就是民风，那时的天津到底是个啥民风呢？

清人张焘《津门杂记》中写道，“天津五方杂处，民俗逞强尚气，易滋事端”。天津知府张光藻在给曾国藩的密函中曾写到“津郡百姓设立水会，约有七十余处，每处约数百人，其中良莠不齐，兼有混星在内。”什么是水会呢？水会是当时天津民间的一种民团组织，叫水火会，本来是消防灭火的民间组织，因为人员都是些年轻力壮、有些武术功底的人，也收费保境安民。后来抓获和严刑审讯拐骗犯武兰珍的就是水火会那帮人。而敲锣招人、围攻教堂的也是水火会。

混星则是天津社会结成的另一帮人，张焘在书中写道：“天津土棍之多，甲于各省，有等市井无赖游民，同居伙食，称为锅夥，自谓混混，又名混星子。皆愍不畏死之徒，把持行市，扰害商民，结党成群，籍端肇衅。按津地斗殴，谓之打群架，每呼朋引类，集指臂之助，人也乐于效劳，谓之充光棍。”

这些人身穿青色裤袄，斜披肥衣大袖绸缎长衫，脚穿绣花鞋，头蓄着大绺假发，称辫联子，说起话来喜爱摇头晃脑挑大拇指，走起路来总是迈左腿、拖右腿，故作伤残之态。他们自称“哥们儿”，占地盘叫占角。

当年天津卫的一位文化人杨一昆在他的书《天津论》中这样描写混星子的“小帽歪，衣襟敞，提眉横目，慌里慌张。如果有人犯了他边界，聚伙成群来打仗：铁尺、斧把、竿子、鸟枪赶上房，开水砖头往下淌，哪顾生死存亡！”平时就为争地盘好勇斗狠，一遇社会动荡，这帮人自然是趋之若鹜。

当时朝廷一边忙于镇压“发、捻之乱”，一边要应付洋人的船坚利炮的紧逼，无暇也无力顾及社会稳定，也就是维稳！所以天津陷入空前的危机和社会的混乱，曾经天津最早的一份报纸《中国时报》(ChineseTimes)的编辑米琪(AlexanderMicllie)先生感慨地说，“天津人是闻名全国的最蛮横的、富于掠夺性的而且奸诈的人，······”，没错，那时的人为了在夹缝中能够生存下来，那里还顾得良心和道德。

用马士的话说：“半个世纪的种族嫌恶，十年来的民族怨恨，反基督教情绪的滋长，部分的基于宗教的偏见，部分的基于迷信，部分的基于轻信谣言，所有这些达到了一个共同的焦点，并且这种上长着的纷扰于三小时的杀人、放火和枪劫中达到极点。”

3、整个事件都在滴血

1870年的盛夏开始的端午节，天津城弥漫着粽叶香味时候，在海河东岸的一片野冢义地却招来许多野狗和乌鸦，有人发现有许多孩子的尸体被野狗从土里刨出来，鹰啄狗叼，场景十分悲惨。

同时天津城里一个可怕的流言，风一样流传着。法国人的育婴堂里中国孤儿的眼睛、内脏都被挖去······，还有人说，内脏是作药引子，眼珠被洋人挖去炼银子。有人言之凿凿说，不久前就是仁慈堂的嬷嬷雇人埋下的这数十棺材，一口薄棺里最多装了两三个孩子的尸体。

消息也自然传到了官府耳朵里，据天津知府张光藻自己辩解说，他派了个仵作去现场看了看，“称伊见各棺尸身已干，并无挖取心、眼形迹”，他还说后来也没见百姓报官，也没听知县禀报，就以为这事平息了，谁想到······诶！

官府没当回事，道台、知府、知县该干什么干什么，也许是政治敏感性不高，更有可能是“幸灾乐祸”，巴不得洋人出事呢。

阴历的五月初八是芒种，本该是大田里的活最忙的时候，可很多人们失魂落魄地聚到了天津府衙门前，原来有人捉住了两个用迷药拐骗孩子的疑犯，一个叫张栓、一个叫郭拐，听听名字就像拐骗孩子的。有人传说本来还有一个疑犯，因为是教里的，所以被望海楼教堂的神父通过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给要走了。前面我说到这个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是个没有什么本事的人，全凭着自己的出身和他哥哥的名气当的官。大清皇帝昏庸的也够可以的，这么个毫无政绩可言，“遇事委曲将就，未能持平，民间积怨颇多”，办个机器局都赔钱的主，竟然在三口通商大臣这么重要的职务上一呆就是十来年。要不是这次出了教案这么大的事，还不会让他挪地呢。

再说天津知府张光藻和天津知县刘杰事前就听说了坊间的谣言，想把这件事压下去，在对疑犯刑讯取得口供后，急匆匆于6月12号宣布二犯犯有拐卖人口罪砍了头。最让人生疑的是，张光藻贴出的告示是这样说的：“张拴、郭拐用药迷拐幼童。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不仅这样，张光藻还私下里通过崇厚找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要求调查育婴堂的嫌疑。

这不整个一个火上浇油吗？不识字的混星子们不懂，混星子背后的那些人可一下看出了门道，这告示里虽然没有指名是育婴堂，但此地无银三百两。连官府都认定这事跟教堂做药引子有关系了，百姓对天主教堂的质疑还是没有解释，

所以张拴、郭拐这两颗人头反倒成了确认谣言的明证，因而更增加了人们对天主教堂的怀疑与仇视。

教堂方面也发现了些蹊跷。

譬如6月16日是耶稣圣体日，做弥撒时，竟然看不到有妇女参加；还有个叫玛丽的嬷嬷回忆说，以前她去村里的时候，人们都很热情，现在去，很多熟人也远远就躲开了······

他们哪里知道天津教案的第一桶火药已经埋下了！

紧接着6月18日，天津的“水火会”抓获了一名迷拐犯武兰珍。严刑拷打之下，武兰珍供认，他的迷药是望海楼教堂王三给的，诱拐的孩子也给了教堂。

关于屈打成招、信口攀附的情节，后来专程来津处理教案的直隶总督曾国藩在日记里也记下了，在武兰珍的身上发现了“跪伤”、“棒伤”和“踢伤”。

民怨沸腾之下，天津知县刘杰不得不邀请知府张光藻去找专办洋务的崇厚请示办法，崇厚那个窝囊蛋也是一点办法没有，只是带着他们去见丰大业。起初丰大业还答应协助他们调查一下，但到了转天也没有结果，刘杰再找丰大业，被丰大业呵斥出来，你一个小小的知县也来命令我干这、干那？你配吗？

刘县令只好灰溜溜回来再请崇厚。崇厚来了，丰大业才同意让望海楼教堂的谢福音神父配合调查。

6月21日上午十点多，张光藻、刘杰带着衙役押着武兰珍去望海楼教堂指认现场和对质人犯。

这里有个细节，为什么我肯定说那个武兰珍是在刑讯下攀附教堂呢?因为武兰珍的口供中说教堂有天棚和铁栅栏门，而官府大张旗鼓地带着人犯到教堂指认时，既没有找到那个叫王三的人，教堂也没有天棚和铁栅栏，张光藻也当场认定这个武兰珍是受刑不过乱咬他人。

最后他和谢福音神父敲定：“嗣后教堂幼孩，地方查点，有病死者，请官验明埋葬，免致物议。”事情到此似乎已经解决了，所以在当天丰大业给法国公使罗淑亚写的信中说“这个如无崇厚干预而可能恶化的区区事件，在今天看来几乎就要解决了。”

不过周围看热闹的老百姓可不明白这里的事情，看到官府都到现场指认去了，就更加相信教堂拿孩子做药引子这件事了，还天真地认为这件事情上，官府是站在老百姓这边的。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也描述了传闻的盛况：“这种风闻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地，不仅在天津，而且在它周围许多英里的范围内，为老百姓所普遍相信”。于是杀神父、烧教堂的呼声日益升温。有帮读书人跑到文庙集会、示威，结果是“揭帖”（传单）贴遍了天津的大街小巷。

天津教案的第二桶火药埋下了！

就在官府的人刚刚离开，望海楼教堂又出事了，围在教堂周围看热闹的人，主要是一些无事生非的人，看见有教民出入，就大声喊“鬼奴、鬼奴”。而教堂里的人也不甘示弱，与骂人者揪辫子扭打在一起，外面的人一看就纷纷捡起砖石瓦块抛砸。这里离崇厚的府衙不远，谢福音赶紧叫人告诉崇厚，崇厚派了两个巡捕来，巡捕到来只是喝住众人。距此不远的法国领事馆也得到消息，丰大业急急赶来，质问巡捕为什么不抓人，巡捕反问到，他们都不闹事了，我抓什么人？丰大业一肚子怒火，揪着一个巡捕的辫子，带着秘书西蒙，拎着手枪就奔崇厚府衙问罪来了。

崇厚闻讯正要出门迎接，不想丰大业一脚踢开门，看见崇厚，抬手就是一枪，没击中。吓得左右急忙拦下丰大业，崇厚则遁入后堂。丰大业火没出撒，就拿屋里的摆设撒气，砸了个七荤六素。诸位看看这丰大爷脾气多火爆！

这里我提到了天津知府和天津知县，还有三口通商大臣，那时的天津怎么这么多官呀，这里我交代一下，原来清代时的天津并不是今天的辖区，雍正九年(1731)二月，朝廷把天津的行政建置从州一级上升为府一级，下辖天津、静海、青县、沧州、南皮、盐山、庆云等六县一州。据清代《续文献通考》中记载：“东至海；西至顺天府霸州；南界山东武定府乐陵县；北界顺天府宝坻县；东南界武定府海丰县；西南界河间府东光县；东北、西北界顺天府东海县、东安县。”说起来地盘很大，实际掌管天津城区的是天津县知县刘杰，县衙就在城里，而崇厚的三口通商大臣衙门属于中央驻津单位，手里没有兵，也并无节制天津府县的权力。

三口通商大臣衙门、法国领事馆、望海楼教堂都在天津城东门外三岔河口一带，呈东西一字排开，相距不太远。设有育婴堂的仁慈堂也在附近，与离号称洋行一条街的宫北街隔着一道城墙。

所以有人说天津发生教案，也和驻天津的法国领事馆离教堂太近有关。有点什么事领事就出来替教堂拔闯，没想到他这次连自身都不保了！

这丰大业也是够大爷的，在崇厚的府衙里，又是开枪，又是狂砸，闹累了该收场了。这崇厚也够孙子的，这时候才从后宅出来，还得向丰大业陪笑脸说好话。不过他在这种一触即发的形势下，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来。

丰大业气哼哼要走，而此时法国领事大闹三口通商大臣府衙的事也传开了，咣咣的锣响，召集了很多水火会的人都上了街，用天津知府张光藻的话说“百姓已各持刀械，水会鸣锣齐集。”崇厚劝丰大业说，外面那帮人不好惹，弄不好要出人命的。你还是先在我这躲躲。丰大业眼睛一瞪，“你怕百姓，我不怕！”

说罢摔门就走，崇厚赶紧派了两个人跟着保护。此时东浮桥附近人山人海，这两个人在成千上万的人堆里还看得见谁呀？还保护谁呀？

这丰大业一出府衙也吓了一跳，大街上人黑压压一片，个个拿刀弄枪怒目而视，看着有巡捕跟出来，倒也没有什么举动，只是随着丰大业形成了一个人疙瘩向前涌去，刚走到东浮桥，恰巧遇到刚去教堂弹压回来的知县刘杰，丰大业的火噌的一下冒上来，要不是你们带着那个疑犯去教堂对质，能有今天这事吗？他怒不可遏，抬手给了刘杰一枪，子弹却击中了刘杰的跟班高升。

人群立刻鼓噪，县官被打死了！县官被打死了！火药桶最终被丰大业的这一枪点着了。

4、残忍的不只是生命

天津教案真正的发生过程不到三个小时，结果是非常悲惨的。法国驻津领事馆、天主教大会堂（望海楼教堂）、圣温辛特天主教遣使会所属的育婴堂（仁慈堂）及数家洋行被抢劫和焚毁。

最早遇害的就是丰大业和他的秘书西蒙。其实人和动物并没有太多的区别，既然有血腥味刺激了人们的神经，人血的盛宴就被激发出来。丰大业枪一响，聚拢周围的水火会会众，刀枪齐上，眨眼间，他和西蒙成了鬼。

一共有二十个洋人包括妇女，其中有十三个法国人、两个比利时人、一个意大利人、一个爱尔兰人还有三个俄罗斯人被害。望海楼教堂、仁慈堂、东门外一处法国洋行、还有六处英美的讲书堂被完全烧毁，同时还有三四十名中国教徒被害。

翁同龢在日记中记载的“皆展肠裂腹”。就是把人剖腹挖心，把肠子挑出来。

马士的书中这样写的“牺牲者包括十名修女、两名神父、丰大业（领事）、西蒙（丰大业秘书）、另外四名法国男人和妇女，两名俄国人及一人妻子，以及教会或育婴堂所雇用的三四十名中国人。修女们在被害以前，曾被剥去衣服，赤身露体，他们的尸首，也只能找到一些烧焦的断足残肢。别人的尸首大多数在河里飘流，并且发现他们曾遭到最可怕的残害······”。

而雷穆森根据亲历者的回忆则留下了更恐怖的文字：“修女们一个一个地在别人面前被剥光衣服，赤身露体。她们的身体被撕裂开，眼珠被挖出，而且乳房被割掉。当一个人被残害后，她的尸体就会被悬挂在长矛上，投入燃烧着的教堂里。他们的尸体，只有四具烧焦的残骸被找到。别人的尸体，发现绝大多数都飘在河里······”

而我们的史学著述中在记录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总是有些轻描淡写，只用一句火烧望海楼教堂带过，岂不知这把火里主要烧得是活生生的人，是曾经为遭受大疫的天津人救死扶伤的嬷嬷们。

从这一点上来说，即使有人想给这件事披上爱国主义的外衣，也能看到那衣襟下正滴嗒着人的血。

5、鲜血在发酵

惨案发生后，天津迅速陷入了一种奇怪的状态中。

人死了，教堂烧了，没见到胜利的狂欢，天津城倒是呈现一种奇怪的沉默状态。各级官府都在思忖着自己如何编圆答对朝廷的词；各个水火会的锣鼓声、喊杀声戛然停止，大街上立时消停了许多，商铺关门、轮船离港，小商小贩收摊，一些混星子也收敛了许多。

居住在紫竹林各国领事和洋人们心惊胆战，纷纷紧闭门窗、躲到领事馆等坚固的建筑里，并集合壮丁组织武装自卫。

只要和教堂沾边的洋人，不管是传教士还是神甫，还有妇女儿童都躲到海河上的一条外国商船上，随时准备拔锚启航。

英国驻天津领事李蔚海在第一时间利用电报，辗转上海、香港向大英帝国外交部报告了事件的发生，欧洲因此受到了震撼。西方的报纸和民众一下子把注意力转到了东方一个叫天津的地方。

法国外交部受到了空前的压力，因为几乎与此同时，法国与普鲁士之间爆发了战争，已经焦头烂额，无暇东顾。

此时最冷静的倒是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看看街上稍平静，崇厚一方面让手下人赶紧买上好的棺木收殓死者，通知天津驻军赶快派兵守护各国洋行。

另一方面派人去各领事馆通知，水火会已经退去，各紧要地方已经加派兵丁，绝不会再祸害各国了。

第二天，崇厚踏勘了惨案发生的现场，并亲自去紫竹林各国公使馆慰问。崇厚自打当了三口通商大臣，专办洋务以来，一直被天津人诟病为“偏袒，但获得了洋人的好评”，至法国公使罗淑亚要求严惩天津各级官吏时，唯独把崇厚排出在外。

天津教案发生后，各国的反应并不一样。在中国问题上，历来是英法联气，这次也不例外。况且英国领事李蔚海年轻的妻子曾经到仁慈堂的育婴堂里做过义工，与那里的嬷嬷们稔熟，这次嬷嬷们遇害，让她既伤心又害怕，没少在枕头边吹风。

美国领事驻华已久，早在这次惨案发生前就对法国天主教堂的做法有些啧言，教案发生后，在向本国政府的报告中曾指出，仁慈堂用钱来收养中国弃婴的做法，与中国人传统思维相违，是引起事件的原因之一。这话虽然有道理，但在欧洲人眼里引起轩然大波。

俄国领事的反应出乎大家意料，本来被杀了三个人，理应跟着法国人一同索偿，但俄国领事接受了其公民系被混星子误为法国人而杀的结论，并不准备大动干戈。至于其他几个受害者国家爱尔兰、意大利、比利时当时国力不胜，在中国都没有领事馆，也就相当于没有话语权。

至于法国公使罗淑亚本来就瞧不起中国人，对中国的反洋教情绪耿耿于怀，他曾因“四川酉阳教案”专门到总理衙门跟恭亲王大吵一架；还借口四川、贵州、湖北、江西、安徽及广东、河南、山西等省教案未结，亲自带着法国军舰去安徽、江西、湖北等省“逐一催办。”这次出了这么大的事，他的反应可想而知。

再看看中国人这边，自打出事以后，天津城里的气氛紧张得快要崩断了，老百姓都在担心洋人会报复，官府肯定要抓人偿命，各路谣言四出，各水火会聚集会众，暗暗磨刀擦枪，准备拼上一场；

出了这么大的事，客商都跑了，洋人也躲了，洋船也不来了，连漕运都不通了，城里“米粮不到。茶坊酒肆，生意全无，各铺虽开，均无买卖。穷民失业，到处三五成群······。”

而天津城因为连年灾害，成千上万的灾民、混星靠在码头做苦力混生活，这下子生计断了。民心浮动，即使是知府、知县手下的几千兵勇也大多是天津本地人，这个时候有个风吹草动的，他们也靠不住，此时整个天津城也变成了一个非常危险的火药桶。

这时的天津官府又使出了贯用的一招，蒙骗！

不过这次蒙骗的对象不是洋人，而是天津的老百姓。

天津知府张光藻多次发布公告安民，对散布谣言者严查严办；同时召集那些惹祸的水火会首领，商界巨贾、士子名流召开座谈会，会上他对天发誓说，洋人那里好办，打死了人只要赔些银两就能应付过去，不用担心。况且这件事属于突发事件，没有预谋也没有主谋，你们各位就不必担心自家的安危。杀人放火的是那些混星子，我绝不向你们追究，你们该干嘛还干嘛，没事的！

他还说洋人来咱这，主要为了做生意赚钱，所以你们大家要注意保护其他国家的洋行，也别再跟教堂、教民为难了。这样，如果法国人跟咱们过不去，其他洋人也会替咱们做主的。即使法国人不依不饶，你们这些人也不是吃素的，我会带你们去跟他们拼命。

最后他还说，记住喽，你们想到的事儿，本老爷会替你们想到的，你们没有想到的事儿，本老爷也会替你们想到的，你们就等听信吧！

果然，在6月24号，法国公使罗淑亚联合英、美、俄、德、比、西等国公使照会清政府强烈抗议，要求彻查此案，严惩肇事者，并设法保护各地洋人及货产。

天津教案一出，全国沸腾，主要是那些士大夫们，主张与法国人硬碰硬。因为天津教案的缘由就是谣传教堂用孩子作药引子，不管是真是假，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那帮读书人抓住这个借口大做文章。

此时北京的紫禁城里吵作一团，大臣们分成两派，一派以醇亲王奕譞为代表，反对抑民奉外；另一派以曾国藩、丁日昌为代表，主张妥协议和。朝中真正管事的慈禧太后，手腕确实高明，她才不会在此时当那个众矢之的呢！她选择了曾国藩，一来天津是他直隶总督的治下，二来，这曾国藩威望高，办事比较靠谱，起码让曾国藩查案，民心可以先安抚下来。曾国藩怎么会不知道这是块烫手的山芋呢？一直以自己重病在身推搪，这一年，59岁的曾国藩已经肝病日重、右眼失明。他在5月16日的日记中写到“床若旋转，脚若朝天，首若坠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

而慈禧则以“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的商量口气，给足了他面子，这下子曾国藩不得不赴津“彻底根究，秉公办理”了。

和圣旨一块到的还有个物件，那就是曾国藩为自己从江西订购的寿棺——建昌花板。

这不能不让曾国藩心有戚戚，此去天津凶多吉少。

他平静的细细交代着自己的后事。

第一、此次赴津，带寿棺同行。

第二、若身死，灵柩应回到老家湖南安葬，婉谢奠仪，概不收礼；

第三、平生文章、著述，留给后代子孙观览，但不能刻板刊行于天下；

他还留信给儿子曾纪泽、曾纪鸿：“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官、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协。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驱，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

7月7号是小暑，在这个酷热的天气里，直隶总督曾国藩一路颠簸由保定到达天津，还没进城就被数百绅民跪倒拦下呈禀，声称教案的发生是由于崇厚遇事偏袒洋人造成的，要求明断天津教案。曾国藩心情更加灰暗，只好下轿安慰一番。

这边法国方面也在继续施加压力，7月17日，公使罗淑亚和主教樊国樑也来到达天津。直接到三口通商衙门与曾国藩、崇厚见面，罗淑亚口气强硬地提出四项条件：赔修教堂、礼葬领事、惩办官吏、查拿“凶手”。

过了三天，罗淑亚又照会曾国藩，威胁曾国藩如不将张光藻、刘杰及神机营提督陈国瑞处死抵命，法国水师提督将带兵船到天津，轰平津城。

崇厚还到租界拜会了罗淑亚和法国新任驻津领事德微利亚，要求通融一下，饶过张光藻等人，而罗淑亚一点面子也不给。新任天津知府马绳武带绅民代表去找罗淑亚求情，罗淑亚面沉似水，不予理睬。

协同曾国藩查办此案的江苏巡抚丁日昌奏报说：“五月二十三日之变，在事官吏，既不能弹压于先，又不能缉犯于后，过误诚属不轻，然谓之无识无能则可，谓之有意激变则不可。”

曾国藩来到天津后，细细查问了几百名拦轿递禀者，挖眼剖心有何实据？结果“无一能指实者”；他也逐一讯问了教堂的150余名中国教民，“均称习教已久，其家送至堂中豢养，并无被拐情节”。抵达天津十几天以来，“亦无一遗失幼孩之家控告有案者”。他得出了结论，迷拐孩子作药的事“全系谣传”、“毫无实据”。他即定下“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顾情罪之当否”的处理原则，这可是跟当时的社会舆论大相径庭的哟，这么看曾国藩真是个迂腐愚忠之人。

果然，《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一递到朝廷，就炸了锅。“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一时间，舆论哗然，纷纷指责曾国藩“卖国求荣”，“为洋人献媚”。甚至是“谤讥纷纷、举国欲杀”。

7月23日，同治皇帝下令，将张光藻、刘杰即行革职，交刑部议处；提督陈国瑞送天津交曾国藩审查。

转天是中伏的第二天，天气闷热，天津城上空笼罩着一团浓雾，紫竹林对开的海河上5艘法国炮艇、3艘英国炮艇、1艘美国炮艇抛锚停泊，大炮褪去炮衣，直指天津城方向。而在距离大沽口不远的烟台也有几艘军舰生火待发，2艘的法国、1艘意大利的、还有2两艘英国的。

天津的形势一触即发，崇厚闻讯赶紧去沟通，罗淑亚吓唬他说，明早没有准信，就撤退公使馆，向大清宣战。曾国藩闻知后，头晕症发作，一连呕吐多半天。朝廷专门让崇厚带着天津镇总兵陈济清、知府马绳武前去探视，看曾国藩病情气势汹汹，立刻向朝廷报告，请求加派朝廷重臣协办。朝廷立刻派工部尚书毛昶熙赴津会办；李鸿章由陕西驰畿疆候命；驻古北口直隶提督傅振邦带练军及标营赴津，听曾国藩调遣；江苏巡抚丁日昌赴津会同交涉。

8月4日罗淑亚及北京教区主教狄仁吉等人，在三岔口河为被杀洋人举行入葬仪式，崇厚及天津府县官员也参加。后来在法租界今天和平路与中心公园之间为教案的遇难者竖起一座纪念碑。

立秋一到，天气立见凉爽，但天津的情事愈加沉重，因为法国公使罗淑亚扬言要诉诸武力，大清朝廷急急下令沿江、沿海各口岸将军、督抚，迅速筹防；令崇厚入京，抓紧赴法国谢罪。原定接替崇厚的成林病了，三口通商大臣由毛昶熙接任。

6、曾国藩也是天津阴谋巢穴论的牺牲者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就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保守清议派，如醇亲王奕缳等。但奕缳自己入主总理衙门后，也改成洋务派了；一派是洋务派，崇洋的，如李鸿章、左宗棠等。而唯有曾国藩是师洋之技长，而守中国传统道德礼法的人，可谓知洋派，但不入流。

看见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时所秉持的立场，很多人都会说他是对洋人卑躬屈漆的洋务派。

可话得分两头说，要从实践“师夷智”的角度讲，曾国藩肯定算是最早的领袖和开创者。咸丰十年（1860年）岁末，曾国藩在一道奏折中说“将来师夷智以造船制炮，尤可期永远之利”。

清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就开办了清末最早官办的新式兵工厂——安庆内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广储军实”。1864年迁南京，改建为金陵机器制造局。

他先后五次上书皇上送幼童“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等到1872年皇上最后恩准时，离他驾鹤西去只有14天了。

但曾国藩的很多言行又表现出保守和传统的一面。

1861年，赫德赴汉口建关后，，乘“鄱阳”号火轮返回上海。路过安庆时，赫德见到了新任两江总督曾国藩，曾国藩的一番话让赫德印象深刻：“你的问题总理衙门想必已经有既定之策，我只有以下意见：凡是对我国和贵国都有利的事，我定会支持；对贵国有利而对我国无害的事，我不会反对；但如果对我国有害的事，无论对贵国多么有利，我都会以死相抗争。”

打下洪秀全的都城南京后，曾国藩的门生、水师提督彭玉麟曾递纸条：“江南半壁江山，老师其有意乎？”据说曾国藩看罢连骂两声“放肆放肆”，将纸条吞下去了！

在这次天津教案的处理中，曾国藩的思维方式让参与斡旋的总税务司赫德大吃一惊，这是当初叱咤江南的曾国藩吗？

天津教案审判现场

譬如惩办凶手。曾国藩与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会晤时提出，“常例群殴毙命，以最后下手伤重者当其重罪。此案则当时群忿齐发，聚若云屯，去如鸟散，断不能判其孰先孰后，孰致命，孰不致命……”。由此他提出“拟一命抵一命”，既然洋人被殴毙命20人，那么，中国官府也处决20名案犯好了。

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颇有研究和自信的赫德，此时甚至感觉“似乎是在一个祠堂里和另一个族长对话”。在赫德看来，曾国藩是“一块古老世纪的活化石”、“有着一种令人窒息的霉烂味道”。

从这些事上看，曾国藩又是一个内心恪守中国传统士大夫道德的人。

回过头在说曾国藩是怎样在处理天津教案中成为了一个牺牲者的。

第一个给曾国藩使手段的就是35岁的寡妇太后慈禧，慈禧没有忘十年前圆明园的那把大火，其实教案发生之初，她就定下了息事宁人、维持和局的决心。可是太后咋能当恶人呢？那就只有让曾国藩来当，孔夫子不是说过“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吗？你曾国藩号称当代大儒，就替朝廷多担待吧，所以在委派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的谕旨里，她定下这样的调调：“持平办理”、“顺舆情而维大局”。这明摆着就是挖个坑让曾国藩跳，不仅曾国藩自己明白，连李鸿章也看明白了，所以当曾国藩成了恶人，朝廷又调派李鸿章进津接手办理时，李鸿章也跟着给老师耍了个小小的阴谋，该算是阳谋，这个我们放在后边再说。

当时朝廷里分成主和和主战两派，当时的社会舆论的主流是“民心尤不可失”。他们甚至主张，借舆论沸腾、民气大盛，彻底驱逐西方、洋教势力于国门之外。当然这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因为以后的几件事都证明了，那些所谓的“清流”士子们只是些嘴把式。

这边法国人那又不依不饶，这本身就是无法调和的矛盾，

7月25日，曾国藩关于调查天津教案的折子一递到朝廷，朝廷先使了一招太极的招数，把《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让满朝大臣们浏览，开展所谓的公开大讨论，以便让全国人民都知道，是曾国藩主张在天津教案中赔款、道歉、抵命的。

在京城的湖南同乡，皆视曾国藩为乡人之大耻。“会馆中所悬国藩官爵匾额，本湘人视为与有荣焉者，悉被击毁”

《清史稿》中曾把曾国藩譬之为“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却因为“天津教案”一下子给毁了。

慈禧还嫌责任推得不够干净，她一方面告诉曾国藩“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而另一方面把删去了曾国藩为天津绅民辩护的五个“致疑点”的奏折遍示朝野，既向洋人示好，也迁民怨于曾国藩。

一时间板砖、帽子、吐沫星子满天飞，甚至还有刀子。矛头一下子从崇厚身上转到了曾国藩身上，还扣了个卖国贼的大帽子，那个真正惹祸的崇厚倒是全身而退出使欧洲道歉去了。所有的非难皆指向曾国藩，使他从“中兴名臣”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之鼠，成为举国欲杀的汉奸、卖国贼。协助曾处理案件的丁日昌也被骂为“丁鬼奴”。民国时章太炎指曾国藩为“民贼”，解放后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中给曾国藩定名为“汉奸、刽子手、卖国贼”。醇郡王奕缳等一群所谓的清流派，在大声疾呼权讨伐洋教、惩处媚外官员时。只费了点唾沫就占据了“道义上的制高点。”而曾国藩以声名败裂的代价，为慈禧扛下一个“软弱、媚外、有失国体”的污名，成了慈禧权谋下的牺牲品。

我刚才还说的李鸿章给曾国藩使阳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说起来李鸿章本是曾国藩的入室弟子，李鸿章的父亲和曾国藩还有同年致仕的情分。李鸿章能够发迹自然有他自己的才能，但他出人头地的机会应当说是曾国藩给他的。就是那次让他办团练，解上海之围那次。而且还是曾国藩保举李鸿章当上江苏巡抚的。

这两个人都是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但两个人的思维方式和路数却截然不同。我觉得一位历史学家说得挺到位的，“曾国藩试图以人格超越事功，而李鸿章因事功而淹没了人格……”

李鸿章使出了什么阳谋呢？原来天津的事还没有眉目，大清又出了一件大事，两江总督马新贻在府衙内被人刺杀。朝廷正好让焦头烂额的曾国藩从天津抽身，回任两江总督。李鸿章则被朝廷急令接手处理天津教案，并率淮军精锐，协防京畿。

1870年中秋节的前一天（9月9日，农历八月十四），已经到了保定的李鸿章，借口暑热、身体染病，下令安营休息。

其实他是静观天津事态的发展。凭他在官场混了这么久，早就看出慈禧心里的小九九，他才不想成为慈禧的牺牲品。他李鸿章不是曾国藩，才不会为了所谓的狗屁公平正义毁了自己的仕途，当下最紧要的是如何在这场风波中保全自己。想当初僧格林沁捆了一回巴夏礼，就让圆明园一把火给烧了，这回是20个洋人的命呀，搞不好事情发展到哪一步也说不准。思来想去，他只好使出不太厚道的一招，牺牲他的老师曾国藩了。

李鸿章想了想提笔给天津的曾国藩写了一封信，信中有些过于平淡，不像是学生给老师的口气，倒像是写给关系一般的同僚。

信中说：“鸿章冒暑远行，莅省后委顿异常，不得不略为休息。兼以初政即犯众怒，嗣后诸难设施。尊处能将凶犯议抵，依限议结。计鸿章到津接事，此外未了各事，必为一力承担。”意思是说：老师既然有了自己对教案的处理意见，我李鸿章决不反对，但这样肯定“犯众怒”，就请老师一个人担下来“依限议结”吧！要不我刚接手这案子就犯众怒，后面就没法干了。善后的事就交给我，您就放心吧。我知道这是让老师委屈了，但为了大清朝廷我也是没办法·····。

曾国藩很明白这封信的意思，他是中国传统大儒，这事还用说那么直白吗？他曾国藩愿意不愿意，自然也会一力承担下来，该顶得雷就顶，该唱的白脸都唱完了，给学生李少荃铺平道路。

有了老师的这颗定心丸，李鸿章信心倍增，当他听说法国和德国已经开战了，而且还战局不利，根本无暇注意东方这点小事，法国公使罗淑亚的老底子被他摸到了，李鸿章知道，让他扬名立万的机会又一次幸运地落在他的头上，他怎么能不接着呢？他马上下令全军整队，跃武扬威地向天津进发。

车粼粼、马啸啸，1870年9月18日，李鸿章带着他的淮军大队人马，盔明甲亮地开进津城。这些装备着洋枪洋炮的大清军队，天津的老百姓还很少见到。

李鸿章进城第一件事就发布严厉的公告安民，安排自己的手下占领城中城外的要点，这下子天津落入了李鸿章之手。听说李鸿章入津，赫德说了一句很形象的话，“那简直就是老鼠掉进了米缸里”。6年前赫德当过李鸿章和戈登的说客，知道李鸿章的底细。

一红一白、一起一伏，在某种意义上讲，曾国藩真的心甘情愿的当了他学生阳谋的牺牲品。

李鸿章自是战功赫赫，但他朝廷第一汉臣的称号从天津开始的。而曾国藩留下一句“内疚于神明，外得罪于清议”就灰溜溜地离开津城，从此一蹶不振，仅仅过了一年多，就在两江总督任上去世。

有个士子用一副对联很刻薄地挖苦他“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

也许有人会问，天津教案发生的过程怎么没有津海关的事呢？津海关当时不是在紫竹林法租界吗？我告诉大家，当时的津海关坐落在法租界，离事发的中心地区东浮桥至少还有4~5公里远。而且，当时的津海关税务司早不是法国人可士克士吉了，而是换了英国人汉南。他并没有闲着，每天都观察事态的发展，搜集各种民情舆情。这都是总税务司赫德给各个海关税务司布置的基本工作内容，所以尽管赫德没在天津，哪怕一点小事也逃不过他的耳朵。

李鸿章

李鸿章到达天津，天津教案定案，按伤一洋人偿一命，经与曾国藩议定，首批杀15人（后增加1人），充军流放21人（后又增加6人）。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知县刘杰发配黑龙江戍边，派崇厚赴法道歉，赔偿法国46万两白银，重建望海楼教堂、仁慈堂。

张、刘行前，曾国藩与他们促膝长谈竟夜，不仅自己赠银三千两；还出面多方张罗，筹集了一万两银子，以安顿他们的家属。

10月19日一早，大群兵丁、衙役将冯瘸子为首一干囚犯提至县衙门。消息早已不胫而走，天津绅民黑压压围聚府衙为其壮行。

堂上这些将死的人也整个混星子打扮，英国领事李蔚海在1870年10月19日致法国代办的函中记述了那场轰轰烈烈的死刑。

他们身上披着崭新的丝绸衣衫，脚上穿着绣花的鞋子，梳着像女人模样的各式各样的发式，头上戴着中国大家闺秀常用的头饰，有人在堂上厉声喝骂官吏，而官吏闭口不言。

法场设在西门外。

虽然天色仍暗，但通往西门的路上已是人头攒动。沿途士绅百姓，设摆香案、瓜果酒食。看众位好汉过来，纷纷奉上美酒和吃食。负责弹压的衙役们只是把百姓往边上赶一赶，好让出道来，倒也不太干涉。

众人纷纷给这些赴死的好汉叫好，看到众人捧场，这些好汉更来了精神。

好汉们高声问道：“爷们害怕了吗?”

众人齐声回到，“没有！”

又问，“爷们的脸变色了吗？”

众人又齐声回到，“没有！”

人们挤作一团，拥着死囚们向西门外的法场走去，要是没有死囚家属的啼哭声，这仿佛是出席一场盛大的典礼。

监斩官下令，时辰一到，开刀问斩！

那些好汉们拱手抱拳，“各位各位，兄弟先走一步了，二十年后，还是好汉一条！”

再转向抱着鬼头刀的刽子手，“来，给爷们来个痛快的，我到阴间里谢你了！”

然后就引颈就戮，一副英雄气概。

操刀的是随总督进津的五六个淮军，也不知道听懂没听懂，反正是手起刀落，16颗人头骨碌了一地，血洒黄土。

四周恸哭震天。

被押赴刑场处决的天津教案替罪羊

十八世纪的《纽约时报》记者曾专稿记述了中国式的行刑，“雪亮的钢刀闪过之后，罪犯的头会被刽子手踢到一个角落，而躯体被抛到另一个角落，鲜血同时从两处喷出。我们到来时，已处决了20名凶犯，他们的血在人们的脚下流淌，流成一片可淹至人脚踝深的血坑，血坑里还混杂着死者的头发。”

后来有很多传言，被杀的人里，很多是曾国藩让丁日昌从外地监狱提调来的秋决死囚，许以银钱和上好棺材。这不奇怪，那个首犯冯瘸子的名字就是临刑前验明正身时才写上去的。

不管是真假，反正在开刀问斩后，曾国藩公开宣布每名死囚抚恤500两······。

不过我要说明的一点，这16个可脑袋是抵偿法国人、意大利人、爱尔兰人、比利时人的，后来又砍了两个人头，是抵偿俄罗斯人的。

7、天津教案用鲜血画上句号

天津教案的发生还是对海关有些影响的，航运减少，对外贸易下降，税收自然也低了不少。1870年天津口岸进出口总额不算1868、1869年停运算，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百分比从22%下降到了17%。

1870年10月28日，总税务司赫德派了海关中两个法国籍的洋员诺望和恩伯特陪着崇厚出使法国道歉。

法国正在被普鲁士修理，崇厚到了巴黎根本找该向谁说道歉的话，等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后，当崇厚一行转悠到了美国后，法国才来信请崇厚回巴黎，接受中国的道歉。

1871年，李鸿章主政直隶以后，常住天津。他带了属于淮军的周字营，驻扎在天津，也让天津城里人的口音有了安徽的血缘。前几年天津新闻界、文化界曾跑到安徽寻根。

“天津教案”的事了结了，可天津并没有消停。那些水火会、锅伙看风头已过，就慢慢活跃起来。水火会本事保境安民、互助防火的组织，还有些用处，李鸿章就命地方上的头面人物作保，许以名号，但不许生事，违者连坐。而对那些土匪、混星子就不太好办。那帮人无牵无挂、居无定所，整天惹是生非，欺负相邻，这次天津的事要是没有他们不至于演变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虽然替洋人抵命的事用到了他们，可李鸿章并不想放过这码事，只是碍于当年市道不稳才没有出手。

转过年来，天津恢复了平静，对外贸易恢复了，李鸿章也出手了。

这一天，李鸿章在城里最有名的饭馆里开席十余桌，来的都是天津地面上的头面人物。就在面红耳赤、觥筹交错之时。突袭行动开始，枪声虽不密集，但也让这些士绅们心惊肉跳。他们都知道前几年李鸿章在苏州设鸿门宴，计杀太平军降将的事，以为李鸿章故技重施呢？而李鸿章面带微笑站起身，举起酒杯说，无妨，无妨。这是在下奉朝廷旨意，保境安民，剿灭锅伙呢。大家继续喝！

原来他借保护宴请之名，悄悄把驻守小站的周字营和盛字营调进津城，把老城按片划分，让他们分片包干，按照事先细作探听到的消息，发动突袭，一举端掉了大部分锅伙。

西门外刑场又热闹了好一阵，简直就像是西瓜地，脑袋骨碌一地。

1883年李鸿章又照方抓药来了一回，但始终未能根除。

1871年农历七月，天津及直隶地区连降暴雨，延续到八月，海潮倒灌，河堤冲决，田舍被淹，秋禾颗粒无收。城西南、河北洼地一片汪洋。各地难民拥入天津栖息求食者数十万。地方当局于城厢内外寺庙民房、城上四周搭盖席棚，安插灾民，截留江浙漕粮10万石，采买赈米4万石，设粥厂、馍社多处，早晚施食。据记载，受赈灾民达351900余人。灾民太多，天津成立了直隶“筹赈总局”。

自从天津教案后，天津官府也开始设置官方的收容收养机构，避免教堂育婴堂收容弃婴引发猜疑。

警察局成立后，收容所划归警察局管理，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二十一世纪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