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舰队派”VS“条约派”——旧日本帝国海军路线之争

sam赵
2015-08-03 20:36:04

“舰队派”VS“条约派”——旧日本帝国海军路线之争

二战以前,日本海军上下的政治头脑,向来比陆军要高出一个档次。

说来也奇怪,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常以世界战史、国家战略这类看上去视野宏大的课程为主,相反,海军兵学校却重点教炮术、测量、航海等操作性很强的实战科目。学成之后,海军官兵思考问题也就比陆军更为理性务实。比如1922年以裁军为主旨的《华盛顿条约》签订之际,海军大佬加藤友三郎喊出“国防不是军人的占有物”,力排众议,将日本海军总吨位设定在美国的60%,一定程度上打消了欧美列强对日本军力的疑虑。

“舰队派”VS“条约派”——旧日本帝国海军路线之争

加藤友三郎

但要说战前的日本海军都理性务实,也不全对,比如其“舰队派”就是一个反例。

台上开大会台下开小会

一切都要从这个日子开始说:1929年10月24日,美国华尔街股票崩盘。

“舰队派”VS“条约派”——旧日本帝国海军路线之争

时任首相:滨口雄幸

那次经济大萧条给世界各国冲击之大,毋庸赘言。时任日本首相乃是民政党党首滨口雄幸,他一贯奉行精兵简政政策,经济危机来了,他的改革大斧第一时间砍向烧钱大户——海军。

不止日本,全球目光也聚焦于海军裁军。1922年《华盛顿条约》确定了英、美、日、法、意五个海军大国的吨位比,但只涉及战列舰与航空母舰,对巡洋舰就没什么限制。大家也不傻,没限制就肯定会多造,所谓“条约型巡洋舰”在那段时间大行其道,放任下去肯定又是一场军备竞赛。

还是因为经济危机,英国于1930年1月召集海军五大国聚集伦敦,重点商讨巡洋舰与潜艇吨位的比例问题。滨口雄幸当然高兴,派出民政党二号人物若槻礼次郎作为首席代表前往伦敦谈判,海军大臣财部彪为首席海军代表。

“舰队派”VS“条约派”——旧日本帝国海军路线之争

若槻礼次郎

会议前前后后开了两个多月,最后定下来,日本海军非主力舰总吨位为美国的69.75%,重巡洋舰总吨位是美国60%,潜艇吨位规模保持在5.27万吨。

3月26日,日本海军内部就是否接受协议开了个小会。一开始多数人主张接受谈判结果,岂料半路杀出了海军军令部长加藤宽治,他对上述比例非常不满意,尤其是日本的重巡洋舰居然只有美国的60%,与预期的70%差了太多。

“舰队派”VS“条约派”——旧日本帝国海军路线之争

加藤宽治

第二天,海军小会上的争论传到了内阁,首相滨口雄幸怕天皇裕仁跟着海军跑,专门去了一趟皇宫。这位老政治家一见到裕仁就开讲大道理:不管国内如何反对,无论国际形势还是国内财政都不容许日本再扩军了,裁军才是正道!

裕仁没说什么,滨口雄幸就电令若槻礼次郎:签字!

事情还没完。4月2日,加藤宽治也跑去皇宫,代表军令部反对签字。4月21日,海军军令部派出使者去了一趟海军省,痛骂海军省自作主张。

这下有点奇怪了:这个海军军令部到底是什么机构,为什么连海军省都敢骂?

“条约”对“舰队”曲终人未散

“天皇统帅陆海军”——二战前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第11条如是说。

那时候的日本,军权与行政权是平级权力,同归天皇掌控。行政权最高机构内阁不能过问军权事宜,而内阁下的陆军省、海军省本身属于军政机构,主管招兵买马、武装训练、评级定衔,但对何时用兵、怎么用兵无权干涉。军令权各属于参谋本部(陆军)、海军军令部(海军)所有。

问题在于,日本帝国的军政、军令之分不一定那么明确。就在1930年伦敦海军条约要签字之前,日本国会第58次特别议会召开,会场上,在野党政友会的党首犬养毅、干部鸠山一郎(2009年出任日本首相的鸠山由纪夫的爷爷)发扬了日本政客没事找事的话唠传统,把军备削减问题从军政问题说成了军令问题,矛头直指日本海军省越权行事,干涉了天皇对军队的统帅权。日本近代著名的“统帅权干犯”事件爆发。

按理说,军备是后勤问题,明显是军政范畴。但“统帅权干犯”这个标题党一出,很多海军实权派人物自然会生气,生了气自然就不会再看什么具体细节——日俄战争功勋老臣东乡平八郎就是其中一员,这位年近八旬的老帅站了出来,成为了所谓“舰队派”(即主张海军扩容)的精神领袖。

“舰队派”VS“条约派”——旧日本帝国海军路线之争

东乡平八郎

精神领袖终归没什么实际用处,但另一位领袖也随之而出,这就是天皇裕仁的叔叔、海军军官出身的伏见宫博恭王。他声言:“决不允许干预统帅权,海军省要是干了这事,日本军备就危险了!军备的实际指挥权应归军令部所有,海军省这种事务机关无权过问!”

皇族一发话,理念之争立刻变成路线斗争。“舰队派”与“条约派”之间吵得越来越厉害。

既然天皇统帅陆海军,那决定权还是要回到天皇手中。首相滨口雄幸在议会通过了裁军条约案之后,呈送裕仁。裕仁不理会“舰队派”的反对,批准签订条约。

裕仁之所以批准,倒不是他支持哪一派。正如他自己所言:“哪怕对内阁上奏案有反对意见,也要给予裁可(同意)”。纵观二战结束以前裕仁的表现,他在战前最大的特点,就是当政坛出现争执时不选边站队,任由两派各自发展,谁发展好了就奖励,发展不好就惩罚。这种中间路线固然能明哲保身,帮助他在军部重压下生存下来,成为他在战后东京审判未受起诉的救命稻草,但对日本日益滑向激进的军国主义道路,显然没有起到有力制约作用。

既然裕仁批准签约,“舰队派”起码表面上是输了,于是海军军令部部长加藤宽治辞职。与此同时,由于受不了“舰队派”攻击,“条约派”干将财部彪也只能宣布辞职,似乎双方是打了个平手。

但问题没那么简单。1932年2月,伏见宫博恭王就任海军军令部长,立刻向当时的海军大臣大角岑生施压,将“条约派”一干人马全部提前打入预备役。而在日本政坛,军人一旦退出现役,就等于走完了整个政治生涯。海军内部逐渐被“舰队派”所蚕食,最终走上了偷袭珍珠港,悍然对美国开战的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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