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商引入的番薯如何彻底改变中国历史进程

　　红土

　　对福建生民来说，番薯的成功引种，可谓恰在其时。

　　引种次年，福建南部遭逢大旱。《漳州府志》记载：“野草无青，禾无收，饿民遍野”。金学曾当机立断，晓谕闽南各县广为栽植。短短几个月之后，番薯大获丰收，饥民“足果其腹、灾不为荒”。

　　对这个依山傍海的贫瘠省份来说，番薯的种种特性，似乎专为它而生，专为它的禁海时代跨洋而来。

　　宋元时代，福建曾以通商、贸易、手工业、土特产而富甲天下。然而，进入明代以后，八面来风、万桅云集的景象，已经仅仅存在于先人的记忆和传说，一去不再复返了；自从“禁海令”颁行以来，灾荒、饥馑、“产米不敷”、民生萧条……种种苦难充斥民间，不绝史册。它丘陵纵横、红土处处，只有小片平原和盆地可以种植稻米；它不仅“田狭民稠”，并且土地贫瘠、零碎，“秋收甚薄”。以惠安县为例，仅隆庆五年(1561年)，这个区区万余户口的蕞尔小县，“须输入米粮约七万石”(《惠安县志》)。

　　此外，台风、暴雨、干旱、水利不兴……所有这一切，注定了这个省份在禁海年月的赤贫破产。而引进番薯后，饥馑渐渐淡出了福建。

　　它粗生J养，即使“地属沙土”也能成活，更不必说丘陵地、红土带了；它浅埋土中，风雨不能侵蚀，“兼抗干旱”；它产量极高，“上地一亩约收万余斤，中地约收七八千斤，下地约收五六千斤”……无怪乎，在漳州之后，它迅速蔓延开来，并且成为这个省份此后五百年的民生象征。

　　在福建，番薯“初种于漳郡，渐及泉州，渐及莆(田)”。它藤蔓延伸，覆盖了整个闽南红土带。时人的一份笔记记载：“遍地皆种，物多价廉，三餐当饭而食，小民赖之”。随即，它的触角又延伸进闽东、澎湖和台湾。当郑成功船队为台风所困、下令在澎湖筹粮时，粮官杨英告诉他，当地“唯有番薯”(杨英，《先王实录》)。台湾的种植也异常普遍。此后，康熙初年，浙江温州、广东潮汕种植番薯的记载，也开始渐渐出现。不过两代人的时间，它已经成为东南红土带“民生赖以食”、“旱潦凶歉赖以生”的主要食物了。

　　在江南的推广，却一波三折。

　　山居

　　在陈振龙吕宋引种前后，几个浙江籍远洋商人也从日本带回了薯藤。然而，仅仅出于新鲜，普陀山的几个和尚才在寺前庙后种植了几株，它从未传播开去。而康熙初年，当陈家的第四代人、陈经纶之孙陈以柱携薯种前往鄞县(今宁波)，试图让番薯在浙江生根发芽时，他同样铩羽而归。

　　陈以柱常年在鄞县经商。刚刚抵达江南时，他担心番薯“与土宜不协”；几个月后，番薯“经秋成卵，大逾闽地”，取得了意料之外的成效。然而，喜出望外之余，任凭陈以柱如何反复宣示，“教其土人如法布种”，也没有几家农户肯接受他的薯种。

　　在江南的失败推广，仿佛是番薯命运的一个隐喻、一种象征：它是至穷至J之物。不论它的生长，还是它的主人，均如此。如果说，在福建之外的温州、潮汕、台湾，它也得以大规模种植的话，那么，必须认识到，这些地方的贫困、灾难、地貌特征乃至语言风俗，和福建都差相仿佛。它们都属于红土地的一角。而对鱼米丰美、异常富庶的江南来说，这种非果非粮的食物，几乎是多余的。

　　或许，也正因此，它的又一轮传播，只能跟随几百万贫J流民的苍凉脚步。

　　也是康熙初年，为断绝东南诸省对台湾的供应，清政府下达“迁海令”。船只、房屋、稻禾一概焚毁之外，沿海居民全部向内地山区迁移，“违者立斩不赦”。在持续二十余年的迁海中，千万难民如同牲畜，眼神灰蒙蒙地走向深山，“死亡载道者以数十万计”。侥幸活下来的人儿，在贫瘠的坡地上开始了新的春播秋收，他们在洼地种下了稻谷、麦子，在丘陵种下了番薯以及另一种外来的农作物玉米……闽西、江西、广西乃至安徽，从此处处可见象征苦难的淡紫色番薯花。

　　如果说，在迁海时期，“哭声震天”、沟壑以死的景象比比皆是的话，那么，不久后另一次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的西迁，则似乎包含了微茫的希冀。康熙三十三年，清圣祖下《招民填川诏书》，启动了“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在几十万湖广贫民之外，江西、广东、陕西……多达十余个省份的雇农佃农、无业游民，也纷纷加入了西迁的行列。这次迁徙，涉及几百万人，跨度近百年，而在浩荡的人流中，包含了上百万的客家人。正是他们将番薯带进了遥远的四川。

　　还不仅于此。大移民带来的连锁反应出现了，“湖广填四川”之外，是江西填湖广、客家填江西……几尺薯藤，从此在长江流域处处扎根。它并沿着一个个集镇，以扇面形状不断扩散开来：先期到达的湖广移民，或以脚步丈量，或以芭茅杆插占，圈尽了四川的良田沃土；后来的外省移民特别是客家人，只能进入边远的粘土带、丘陵区，乃至紧挨贵州、云南的大山深处。在这些地方，他们丢弃了稻种、麦种，并以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年复一年地种植下番薯和玉米。

　　乾隆年间，大移民风潮渐渐落幕了，然而，番薯的故事没有结束，尽管它已遍布了长江以南的任何一个角落。

　　它开始了向黄河流域的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