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国主义亡于“体内两大毒瘤”

军国日本亡于“体内两大毒瘤”

我们知道，二战是由德日意三大轴心国军国化引发的。三国之中，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最早，收手得最晚，可谓相对“长命”的军国。

从历史看，从公元七世纪在白江与唐争夺朝鲜半岛被打得一败涂地，到十九世纪甲午海战大胜清军咸鱼翻身，好战似乎是日本的传统，军国似乎是日本军阀梦想。日本的军国史，可以追溯到丰臣秀吉甚至更远。但真正达到世界级水平，应该从明治维新颁布“走德国人路的宪法”算起，达到鼎盛时是在一战结束之后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

我们现在看日本地图，其领土与在甲午战争前基本没有变化，都是37万平方公里左右。日本“版图”扩大是从发动甲午战争始，先后占领了朝鲜、琉球、库页岛、千岛群岛、台湾岛、中国大部。二战爆发后，东南亚大部分国家，如马来亚、泰国、菲律宾也尽为日军盘踞。太平洋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尽为日本势力范围，太阳旗招摇千万里。

如今网上仍可搜到二战时期日本绘制的“大日本帝国”全盛时“疆域”，加上广阔海洋大陆架，日本甚至达到“三分天下”。可谓脚踩东半球，虎视西半球，几乎要与德意志第三帝国“平分世界”了。

人言如果日本不贸然发动对美国的太平洋战争，军国日本可能会成为不次于昔日蒙古帝国般的一个庞然大物。这其实是“不可能”的假设。因为军国日本的两个内伤，随着侵略战争范围的扩大而加剧，从而注定了必亡的命运。

这两大内伤，也可谓与世界文明大势背道而驰的毒瘤。

哪两大毒瘤呢？

一是体制毒瘤。二是精神毒瘤。

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实行君主立宪，这种政治制度当然要比清国的封建君主专制进步很多，但比起英美法的宪政来，还是差了一个档次，不能算是完整的宪政，是宪政的“半拉子工程”。如果说英美法的宪政是民主宪政，那么师从德国的日本宪政充其量是君主宪政。

这种宪政给与国民一定政治权利，但这种权利是有限制级的。它留下的最大隐患就是，议会不是国家权力的最高代表，君主才是。国家政治归根到底，还是君主与首相的“二人转”。如果这两个人疯了，谁也挡不住国家这驾马车一路狂奔，直至掉下万丈深渊。

军国体制令日本在起初获得巨大“成功”，它占朝鲜、欺清国，胜俄国，接着一战使日本成为远东战场的最大赢家，“大日本帝国”的“强国梦”似乎已经实现。日本人的爱国心此时表现得十分狂热，德国老师留下的军国体制的危害却被忽略了，它随着极端民族主义一同疯涨。  

体制毒瘤之外，就是精神毒瘤。

一个国家的质地，是国体与国家精神共同作用的产物，军国的促成亦不例外。就“国家精神”而言，军国其实是患上了严重“精神病”，其发病时的表现与信奉“丛林法则”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徒类同——只顾争强好胜，不顾道义是非。

日本偏爱德国之路，除了军国体制符合国情外，还有一个思想隐患，那就是与德国大脑一样，日本人的脑子里也拥有“民族优劣论”。 德国历代政治强人，坚信日耳曼民族是“世界最优等民族”，而日本的强人也坚持认为，“世界最优等民族”应该加上大和民族。

与“优等民族论”相对应的，当然就是硬币的另一面——“劣等民族论”。德意志第三帝国把犹太人、罗姆人看做劣等民族，“大日本帝国”也不屑地将周边中国人朝鲜人视为无法比肩日本的劣等民族。

“日本优秀论”的鼓吹者将所有的眼力都盯在了“日本隆盛”上，却丝毫没有察觉到“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发展到极致，可能为日本带来灭顶之灾。所谓“民族优劣论”，就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发病症候，凡极端之物，大都衍生愚昧、浅薄、狭隘、粗暴，所以军国体制一旦与极端民族主义结合，那么无需史学家施以“妖魔化”笔法，其结果必“走火入魔”、所谓“道义”亦成“歪理邪说”。

而回顾历史，不难得见：自古“成了气候”的军队和党派，均是成功占据道义制高点。两个政治集团在旗鼓相当甚至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掌握“大是非”的一方胜算较大。拥有“大是非”的政治军事集团，等于拥有了百万雄兵，失去“大是非”的政治军事集团，迟早会成孤家寡人。

那么，什么是“大是非”呢？

一说“正义”。什么是“正义”，很多人认为说不清，因为在历史长河中，它往往成为各种组织各色人物的惯用脸谱。显然，正义是可以伪装的。

二说“成败”。苏联领袖斯大林曾言：胜利者是不该受到谴责的。中国自古以来也有“成王败寇”之说。然而，历史反复验证，人类世界与动物世界毕竟不同，丛林法则不能简单套用于人类。

显然，无论“正义”抑或“成败”，都不是衡量“大是非”的标准。

比起“成王败寇”来，中国还有句更具生命力老话，叫“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何谓“得道”、哪叫“失道”、最大的“道”  是什么？

离现代最近的“失道国”，就是以日本帝国、德意志第三帝国为代表的发动二战的军国，他们开启了一场弱肉强食的丛林战争，所幸最后变成“有道”伐“无道”。轴心国军队在战争中兽性累累，灭绝人性的屠杀无处不在，其行为超出了“人类”定义的底线。世界认识到“虎狼之师”的危害性，组成同盟军将他们打败。战后，联合国制定了《日内瓦公约》，规定战争中“禁止虐杀伤俘无辜平民”细则，可看作是人道主义的胜利。

可见，这世上最大的“道”，就应该是“人性”。所有的野蛮归结成一句话，就是命丧失人性“不把人当人”。是把每一个人当成“人”来尊重，还是“允许把一部分人不当成人”随意践踏，这是“文明与野蛮”的分水岭。人性是鉴定一个国家文明底色及“大是非”的最高标准。

依此衡量，军国无论怎么强盛，充其量是“半开化”文明状态。因为军国精神的缘起，是“允许把一部分人不当成人”。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什么样政权，以什么样冠冕堂皇的理由，只要鼓吹“不拿人当人”，或者“允许把一部分人不当人”。那一定是邪恶、野蛮、反人类的，迟早会给整个人类带来灾难。所以，带着“体内两大毒瘤”疯长的军国日本必亡，其惨败的命运，早在“如日中天”时就已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