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曾归属厦门同安县管辖 明朝地图提供佐证

　　海防绘图

　　记载钓鱼岛在福建区域内

　　在采访中，有关专家为本报记者提示，钓鱼岛自古是中国领土的历史事实的文献繁多，它曾经属于福建省一部分的明确史实在史料中可以找到直接的依据。因此，我们特往厦门市图书馆的馆藏获取更直接的权威信息。

　　在厦门市图书馆的支持下，本报记者特准允许进入古籍特藏库，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查阅到了钓鱼岛是我国领土铁证的一些古文献，这让我们感到振奋，因为我们亲眼看到了历史文献中，钓鱼岛明确地归属在福建省所辖范围内。

　　这是明嘉靖四十一年(公 　 元 1562年)，由抗倭最高军事长官胡宗宪主持，其幕僚郑若曾执笔编撰的《筹海图编》一书，它是我国最早提出御近海、固海岸、严城守的海防战略思想的海防地图和记述。在此书卷一《沿海山沙图》中的“福建七”、“福建八”地图内。(“福建七”“福建八”是《筹海图编》中有关福建全省地图的第七部分、第八部分。)记者清楚地看到，这两幅地图上排自右至左第五岛鸡笼山起，依次有彭加山、钓鱼屿、化瓶山、黄毛山、橄榄山、赤屿等岛屿，其中“钓鱼屿”即现称的“钓鱼岛”，“黄毛山”即现称的“黄尾屿”，“橄榄山”即现称的“南小岛、北小岛”，它们都是钓鱼岛列岛的组成部分。据专家介绍，明朝的官方对这些地图的绘制，是十分认真的，目的是为“备倭之制”，即配合防倭御倭，打击侵犯沿海倭寇的设防策略。实际上《筹海图编》是一部明朝中国海防的军用地图。由于《筹海图编》属于官方主持绘制，岛屿归属的省份划定十分明确，从这部古代的军事地图上，可以看出钓鱼岛在明代属福建省的辖地。同样在《筹海图编》里，还可以看到对厦门的多处相关记载，换句话说，当时在福建的海防里，厦门、钓鱼岛都被列入了防倭的重地。有关专家还指出，通过《筹海图编》对钓鱼屿(即钓鱼岛)的明确记载可以说明，早在明代，我国就通过官方文献的形式，向其他国家宣示钓鱼岛及其岛群的海域主权归属。而钓鱼屿是在福建辖下的，隶属于福建布政使司管辖范围并行使主权，让外界一目了然。这正是“钓鱼屿”划归在“福建七”地图上的缘故。

　　噶玛兰厅兼辖钓鱼岛

　　实为福建省所辖

　　铁证无独有偶。记者还在厦门市图书馆内，找了清朝监察御史黄叔璥巡视台湾后于1722年撰写的《台海使槎录》。其卷二“武备”中清晰地记载道：“大洋北有山，名钓鱼台(即钓鱼岛)，可泊大船十余，崇爻之薛坡兰可进舢板。”据专家介绍，文中“崇爻”是形容高耸交错，“薛坡兰”则指钓鱼岛附属岛屿南小岛和北小岛等，也就是《筹海图编》中的橄榄山。这足以证明，清朝政府巡视大员在1722年之前就实地考察过钓 　 鱼岛列岛，并曾建港泊船。而随后同治十年(1871)的《重纂福建通志》之中的《噶玛兰厅志》还引《台湾使槎录》谓“大洋北有山，名钓鱼台”一语，足可证明钓鱼岛确定在清代康熙年间已被视为台湾的附属岛屿。此后乾隆十七年，王必昌的《重修台湾县志》；乾隆二十九年，余文仪的《续修台湾府志》；嘉庆十二年，谢金銮的《续修台湾县志》，都延续钓鱼岛诸岛属于台湾的记载。专家还告诉我们，清朝康熙二十二年，台湾归入清版图，当时清政府为加强台湾同祖国内地的联系和巩固祖国的东南海防，设置了福建省的台湾府，之后朝廷对闽南的政区和沿海岛屿的海防部署都有所调整，钓鱼岛是中国固有的领土是延续不变的。钓鱼岛后来划归福建省台湾府葛玛兰厅(今台湾宜兰县)管辖。也就是说，钓鱼岛在台湾另设行省之前实为福建省所辖。

　　随着采访的深入，有关专家还向我们指出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清朝乾隆年间，由朝廷主持编绘的一部《坤舆全图》，其中当然少不了我国领土的钓鱼岛。但在钓鱼岛的名称上，标注的却是闽南语的发音：“好鱼须”(hao-yu-su)，其中，“hao-yu”正是闽南语“葫(捞)鱼”一词的发音，而“su”则是闽南语中“岛屿”的意思。这更说明了钓鱼岛和闽南的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