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承宗：有人说他是明朝最牛的战略家 也有人说他毁了大明

画作：明金对阵图

本文作者为我们爱历史团队成员，通俗历史作家覃仕勇。

《明史》对天启帝的老师孙承宗的评价很高，说如果坚持使用孙承宗镇守辽东，则满清入不了关内，更不用说拿下江山了！

真是这样的吗？

我们来看看孙承宗任辽东经略时的成绩。

孙承宗之前任辽东经略的是熊廷弼、王在晋。

熊廷弼守辽，有大气魄、大战略。

他策划有一个“三方布置”的方案。即：“增登莱、津门兵，而重兵屯山海关，待各镇兵马大集，登、莱策应齐备，然后三方大举进兵”。

所谓“三方”，分别是登莱、天津和山海关。

也就是说，熊廷弼准备弃守关外，将重兵屯在登莱、天津和山海关三个方位。

山海关，号称天下第一雄关，易守难攻，将关外的军队拉回来集结关上，既可以寻找战机，从正面出击后金，同时也可机动灵活地策应和支援昌、蓟、宣、大各要塞。

而在登莱、天津屯驻军队，不仅可以严防来自海路的进攻，更是可以随时通过水军袭击后金后方的奇兵，以配合山海关正兵的进攻。

由此可见，熊廷弼的总体思路还是先守后攻，守，在明朝连丢失地、士气不振的情况下，以山海关一带的长城沿线为防守中心；攻，等兵马、器械、粮草集结配备完毕，寻找到后金的破绽所在，情况也摸的清楚了，就以山海关大军为正兵，堂堂皇皇杀出关外，吸引后金主力，而登莱大发舟师直奔敌人的后方，攻其必救，动摇其根本。前后夹击、内外开花，后金必败无疑。

可以说，登莱、天津与山海关的三方结合，“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李卫公问对》），表面上平淡无奇，实则为一招毙命的凌厉杀招。

能制定“三方布置”者，非有以天下为棋的气魄和胸襟而不能为。要知道，把军队收缩入山海关，在许多人的眼里，那就等于是把山海关外三四百里土地拱手让人。

但如果从战略家的眼光来看，放弃这些地盘，既可以避免兵力分布过散、缩短后勤补给线、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又可以在攻守中反客为主，取得主动放弃的地位。

古之善战者，从不囿于一城一地的得失，所谓“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是也。

可是燕雀不会理解大鹏的志向，目光短浅者不能洞察高瞻远瞩者的思想。

熊廷弼的“三方布置”没能实施，他本人也被构陷入狱。

王在晋的基本方略在于务实。他没有放弃关外土地，却重在加强山海关的防御强度。

他在不增加军队、清汰老弱、精兵简政、裁减闲杂的官员的基础上，筑八里铺重城将山海关变成雄关天险，并以蓟镇原有中、东两协作为山海关的后盾，再抚赏、拉拢漠南蒙古诸部，使其甘为大明王朝所驱使，在关外设帐，从侧翼给后金以有力牵制，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来暂时稳住辽东的局面，一方面使朝廷财政得以休养生息，另外也为积蓄力量大举进攻提供可能。

其实，这也是熊廷弼“三方布置”方略中最重点的部分。

当然，王在晋也并没有真正悟透熊廷弼“三方布置”方略的内容，他之所以这样策划，是跟他先前担任“总理户、兵、工三部侍郎”调拨辽东军需有关的。在当时，他就深感辽东的用度是一个巨大的无底洞，在他看来，大明王朝在财政上赤字才是真正关乎国家存亡的大问题，经济的窘迫对国家的危害远胜于任何边患与内乱。

出任辽东经略，他就对天启帝说：“年来辽左兴供繁浩，甚以川酋造孽……臣亦当量力而进，不至束手无措，庶免尾大不掉之患矣。”（语见《三朝辽事实录》卷八）

因而，他一门心思想减少辽东的支出，使之不至于成为危害国家的“尾大不掉之患”。

到了孙承宗出任辽东经略，一切都变了。

孙承宗废除了八里铺修筑重城的工程，出关二百里，兴建宁远城，另外还准备在宁远城之前修一道边墙，大力扩军，大量造办军械、甲仗，并且广泛提拔干部、增设衙署。

王在晋离职之前，已经和漠南蒙古诸部谈得八九不离十了，甚至已经把他们的军队调过来做了许多战略上的安置。

孙承宗却对王在晋费尽心机所招来的蒙古人不分青红皂白，全一古脑赶走了。

孙承宗的工作思路是：欲保关门，必先固辽西；欲复辽东，亦必先固辽西，积极构建一道从山海关到宁远，再到锦州的防线。

他首先整顿山海关的关门防务，以“并夹城之役，修筑关城，南防海口，北防角山。水则从望海台出芝麻湾，三面环海，安大炮为横击。陆则三道关之石城，可顿万人，开突门力夜击。北水关外，有峻岭筑号台十一，置炮以防外瞰”，说是稳定关门局势，为恢复辽西失地强固根基。

再次，修筑宁远城。

明末辽东重镇宁远城

天启三年（1623年）九月，孙承宗命袁崇焕修复宁远城，并令驻军尽速恢复山海关至宁远沿线被焚弃城池、营寨和战垒。也就三四年时间，孙承宗心中的关宁防线已初具规模。

他不无得意地说：“臣来关外，止有八里铺一堡，中前所一城，以安哨马。臣与各將吏拮据四年，有四十七城堡”（《崇祯长编》卷十三）。

“四十七城堡”外，还修了数以百计的“台”。

孙承宗沾沾自喜地向朝廷汇报：“自八里铺起历宁远城，堡十有二，台六十有六，抵中左为二百七十里，北偏为边，自铁场堡历永安迤□而东，抵椴木冲锦州界，有边堡二十一座……台一百二十六座，地与西虏为邻。”（（语见《明熹宗实录》）卷三十三、《崇祯长编》卷十三）

凭借着这条防线及防线上的城堡、兵台的保障，他将明军防区一步一步地扩展开来。

天启五年（1625年）夏，他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石屯及大小凌河各城，自称防线由宁远又向前推进二百里，形成了以宁远为中心的宁锦防线。

此外，他又一手提拔起一批将领：满桂、祖大寿、吴襄、赵率教等。

天启三年至天启六年，大明东北四年无战事，“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矣。”在波澜不惊的表象下，明军已不知不觉地“收复”了辽西，明朝兵部尚书王永光由衷大赞道：“兵家有云，善战者，无赫赫之功！”

可是，对于孙承宗的做法，使得军队一下子就从原来的五六万膨胀到了十四万！而且自八里铺到锦州修“四十七城堡”、“台”数百座，工程浩繁、宏大，耗费庞大。

天启初年，国家的财政收入不超过330万两，加上赋税连年拖欠，实际的收入只不过二百余万两，而财政支出却达到了五百余万两！为了填补巨大的亏空，寻找更多的军费来支持孙承宗构建这条庞大的关宁防线，天启朝几乎年年追加辽饷，到了天启六年，辽饷已增至7714121两。饶是如此，天启七年，大明朝的财政还是高达1646575两的亏空。（《明史记事本末》户部给事中黄承昊上言：“今出数共五百余万，而岁入不过三百二三十万，即登其数，已为不足，而重以逋负，实计岁入仅二百余万耳！”）

这还不算，孙承宗还没有停止的意思，他还打算通过这种方式继续修下去，一直修到将努尔哈赤赶出辽东为止。

孙承宗认为，只要将防线延伸到后金的地盘，但凭自己的十几万兵力，就能解决辽东问题了。

而问题很现实地摆在面前，杨镐兴兵十万，在萨尔浒败了。

萨尔浒之战，以明军的失败、后金军的胜利而告结束。萨尔浒战役，除李如柏军撤走未遭惨重损失，明军共损失兵力约45800余人，战死将领300余人，丧失骡马28000余匹，损失枪炮火铳20000余支，元气大伤，后金军的胜利，不但使其政权更趋稳固，而且从此夺取了辽东战场的主动权。而明军自遭此惨败，开始陷入被动，到天启年间，辽阳、沈阳、广宁等重镇相继失守，明朝退守辽西，完全陷入被动，局势万分危急。明朝方面自此由进攻转为防御，后金方面由防御转为进攻。

袁应泰和张铨曾议兵十八万，到头来，沈阳、辽阳丢失了；王化贞拥兵十五万，广宁同样溃败得不成样子。按照这个情形推算，要彻底消灭后金，没有二三十几万的兵力肯定是搞不定的，而要议兵三十万，国家财政就必须支两千万两白银来凑饷。

可是，孙承宗上任不到一年，庞大的军费开销就已经逼得朝廷财政接近透支。

很多人看不过眼了。

其中，工科给事中方有度就上书痛斥孙承宗祸国殃民，他说，北方九边重镇（蓟镇、辽东、保定、宣府、大同、山西、延綏、宁夏、甘肃）的“正供”加到一起才三百四十多万，而如今孙承宗在山海关一处的十万军队，每年光吃喝拉撒就要耗费粮饷四百万，而天津、登莱、通州、密云、张家湾、京师、蓟镇、东江等协助辽事单位不得不跟着增兵，又得加饷近一百二十万，两项合计足有五百二十万之巨，逼得“百姓敲骨剔髓，典子卖妻，以供诛求，年复一年”。

按照这个形势发展，方有度一针见血地指出：“即今东奴恋栈，长伏穴中，不向西遗一矢，而我之天下已坐敝矣。”

事实上，后金攻陷了广宁，却挥挥衣袖，打道回府了。

也就是说，后金连广宁都不要，那么象宁远、锦州、大凌河、右屯这些地方，他们哪里看在眼里？

所以说，孙承宗闹腾了好几年，所谓“恢复”的失地，全是后金不要的地盘，而辽东问题已成明帝国财政的“尾大不掉之患”矣！

孙承宗势成骑虎，欲罢不能，只好硬着头皮将防线从锦州延伸至右屯，再由右屯之又向三岔河挺进，眼看就要拓展到三岔河以东的耀州城下了。

修筑城堡和兵台还只是一方面，有了这么多驻地，还得有兵马驻守。

前面说过，孙承宗大力扩军，把军队从原来的五六万扩编到十四万，就是为了充实这些驻地。

这十四万人比方有度上疏时的十万还要多出40%，每年要消耗五六百万两！

要说，军队扩编就扩编了吧，您指挥他们直接去跟后金干仗，速战速决，早日解决了问题就行，但现实很残酷，杨镐、袁应泰、王化贞等人活生生的例子就摆在眼前，将军队直接开向前线跟后金进攻是行不通的，孙承宗只好把这些军队分插到各个城堡作出长久驻守的态势。

这么一来，后金理都没理，朝廷的财政却扛不住了。

孙承宗自己也觉得耗费实在太多了，挺不好意思的，就写了份报告，自我检讨，说：“从其他军镇调来的兵利于速战，本镇的兵利于久守。现在山海关内外聚集了秦、晋、川、梁、燕、赵各地的官兵，耗费巨大，日久必坐困天下。现在欲进则不足，久守则必变，所以士兵必须在本地辽民中征用。”接着，又写了自己的具体措施：“故随辽人之便，安插于两卫三所二十七堡间，以土屯土。”并总结为：“以辽人守辽土养辽人。

其后的时间里，他也的确贯彻了这个方针，大量遣返了外地的士兵，改征辽兵，鼓励辽人回归故里，垦荒屯田，重建家园。又大力发展采煤、煮盐、海运等事业，省下不了少钱粮。

省下了多少呢？

他本人向朝廷汇报是：“其官兵屯田五千余顷，官屯银一十五万有奇，塩钱利银三万四千有奇，采青省饷部银十八万。”（见《崇祯长编》卷十三）

每年分发给兵马的粮饷要四五百万，就省十八万，足见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要知道，外地的士兵来服役，都是光棍一条，每月定时给他们发放军饷就行；而本地士兵屯田，拖家带口不说，还要给他们添置耕牛、农具、安家费等等用度，所以朝廷的负担不但没减轻，反而更加沉重了。

从所，孙承宗自天启二年八月走马上任后，就觉察出辽东经略的职责不是自己的能力所能担任得了的，从当年十月开始，到十二月、第二年一月、四月、六月、十二月、第三年四月、第四年一月、二月、三月、四月，多达十余次上交请职申请书，请求离开辽东。可天启帝认为是老师太谦虚（孙承宗任辽东经略是自告奋勇、毛遂自荐的）没有同意。

最后，是孙承宗咬紧牙关、顶硬头皮，动用了数万兵去偷袭后金只有几百人据守的耀州，落了个柳河之败，这才灰头土脸地从辽东的烂摊子撤下来了。

注意，很多人被《明史》所骗，说柳河之败是小败，阉党以之为借口参劾孙承宗，孙承宗不得不自请罢官返乡的。

错了。

现实的情况是：未攻耀州之前，辽东的总兵力是十二万人，柳河一败，只剩下五万八。也就是说，有六万多人逃散了。这些逃散的，有的是在三岔河直接溜号的，但有更多是在大凌河、松山、宁远，甚至山海关就跑路了的。

孙承宗实在是没脸再在辽东呆下去了，继续申请退休；而朝廷也看出了他是个大草包，批准了。

这样，孙承宗才从辽东撤下来的。

一句话，孙承宗下课，与阉党没半毛钱关系。而他在辽东挥金如土的搞建筑，已经把大明国库搞空。大明王朝最后就是穷死的。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清军多次入关，都绕开了孙承宗砸银子修出来的关宁防线，却偏偏绕不过山海关。

事实证明了熊廷弼、王在晋以山海关为本的战略是正确的，而孙承宗做的基本是劳民伤财的无用功。

那为什么孙老师会得到明清两方的共同赞誉呢？特别是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当年明月对于这段历史，他的选材和很多历史学家一样，是《明史》。

明史大家都知道，张廷玉编的，张廷玉是谁？满清的包衣奴才！满清处于政治考量，对孙承宗大加赞扬，因为只有对孙承宗的地位提高，这样才能更加显得阉党有多么的可恨，朱由校有多么的昏庸！

对了，编辑《明史》这项巨大的任务绝不是张廷玉一个人可以做到的，下面还有一些奴才，大部分都是东林党人，而孙老师是什么党，大家应该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