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史上社会福利最好的王朝，明朝是怎样悲情消亡的？

作者：我们爱历史团队成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张嵚。

明朝晚期一个出名的毛病，正是“民富国穷”。

有名的是“民富”，套传教士利玛窦的赞叹说，就是“远比欧洲富裕得多”。照明朝文臣的记录，京城开门头房卖调料的，都是身家千万的富豪。外商也争先恐后砸钱扫货，比中国人出国买马桶盖还疯。仅西班牙一国，每年砸进来的银元就有数百万。欧洲因此对明朝有个形象称号：银泵。

可比“民富”更有名的，却是“国穷”：万历皇帝亲政起，财政收入就缩水，以至历代皇帝开矿税增三饷，狠刮却赶不上猛花。刮到崇祯帝上吊煤山，大明王朝彻底坍塌。

怎会有这奇葩景象？公平说是历史问题。明朝商品经济发展速度，早已脱节政治体制，从管理到法律满是洞，挖国家墙角很轻松，其中挖得尤其狠的，比如一贯伟光正的东林党，长期官商勾结捞利益。等国家财政亏成窟窿，再叫苦农民加税买单。买得苦农民们扯旗造反。这恶性循环，崇祯皇帝到北京沦陷才明白，上吊前悲愤高呼：文官皆可杀！

但就是这毛病里，被后世许多史家长期无视的，还有另一个惊人的真相：一直穷困且用钱抠门的晚明政府，却也有穷大方的一面。民生福利的开支上，最穷的年月，也舍得花钱。

这个令历代皇帝穷大方的社会福利，曾是大明自建国开始，历代呕心沥血维护，堪称人类古代史上最优厚的福利保障体制。

也正是透过这个福利保障体制的盛衰，或可看到大明王朝兴亡的缘由。

一：朱元璋是个起步价

大明王朝的社会福利保障体制，缔造者正是明太祖朱元璋。

杀伐果决无情的朱元璋，在民生问题上，始终是柔情温馨的一面：只要得知百姓的贫穷境况，哪怕当着群臣，也常忍不住唏嘘垂泪。草民的艰辛，一生感同身受。

动完感情，朱元璋就行动。其中一大成果，便是全民福利。以学者敖英总结，有三大成就：收容孤老和残障人士的养济院，提供医疗服的惠民药局，免费公墓漏泽园。套今天的俗话，是让中国人老得起，病得起，死得起。放在古代社会，更是了不起的创举。

为了监督执行，朱元璋还祭出传统法宝：全国撒网似的暗访，但凡有困难户没得到救助，地方官啥都别说，先六十大板招呼。砸钱更生猛。现存于各地的明代养济院遗址，都有秀丽的绿化与清澈的井水，堪称高档舒适楼盘。经济补贴也大方：成年人每月三斗米三十斤柴。还有冬夏布匹三丈。管保够吃够穿。这个标准写入了《大明律》，历代认真执行。

而堪与这三大福利比肩的另一个贡献，便是养老。洪武二十年，大明颁布终身养老令：八十岁以上老人每月给五斗米三斤酒和五斤肉，九十岁以上的老人更加给一匹帛和十斤絮。全民养老，大明开创。

就连朱元璋一向最严格的领域：法律。对老人也格外宽容。名臣韩宜可记录，安徽官学有老汉碰瓷诈骗，本该杖责流放。但念其年过七十，还是放回交家属看管。江南的年轻人殴伤他人，本该充军服刑，可老母年过七十无人照料，于是也法外开恩，改在家乡劳改。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放在明代，是实实在在的真理。

朱元璋这几样大刀阔斧的福利，放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都堪称力度空前。可跟他另一样福利举措比，却又清一色的小儿科：救灾。这事在明初，是官员绝不能犯错的高压线。湖北水灾时，户部主事赵乾拖沓半年才跑到灾区。朱元璋二话不说，将这货立刻判斩。这位玩忽职守的庸官，成了中国古代史上第一个因救灾不力被杀头的倒霉蛋。

杀官这种血腥事，对一生强硬铁血的朱元璋来说，只是小意思。他一直努力解决的，却是一个大挑战：古代信息交通科技严重落后，想要救灾提速，就该大胆创新，建立高效预警体制。

所以朱元璋另一个举措，竟是放权。在官员战战兢兢恨不得啥事都早请示的朱元璋时代，有一件事却可以自作主张：救灾。倘若灾情紧急，地方官可以不经请示，先期开仓赈济。戏台上的“先斩后奏”，多是历史票友瞎掰。但“先赈后奏”，却是朱元璋拍板的特殊规矩。

而朱元璋敢这么做，关键还是底气足，大明每年税粮收入高达三千二百万石，堪称自唐朝两税法实行以来，中国历史的新高。无论搞福利还是发赈济，大明都办得起！

尤其撑起他底气的，便是新生的救灾预警仓库：预备仓。

预备仓，是明朝专用于救灾放粮的专用仓库。具体运作是，由国家先期投入二百万纸钞购粮，在全国各县兴建。而后这些仓库由官府监督，士绅具体负责维护。有了这好创举，快速救灾就变得方便容易。

更加方便容易的是，养济院等福利机构，也就有了最可靠依托。手里有了粮的大明王朝，运转起这个优厚完备的福利体制，从此心里不慌。

而亲手造就这个福利体制的朱元璋，即使到临终时刻，依然对民生念念不忘。遗嘱里反复叮咛的，就是自己的丧事要从简，更不要影响民间的婚丧嫁娶。但牵挂民生的朱元璋，万万没想到的却是一件事，他苦心营造的福利体制，好些还是注了水。就以养济院来说，他过世没一年，许多地方就奏报，好些都塌了。

这倒不是官员敢犯浑，而是他心情急迫，考核严格，逼得地方官们为求自保，玩命赶速度，只求先糊弄个事。当时在位的新皇帝建文帝朱允炆也很无奈，只能下诏不追究。

一心励精图治的朱元璋，固然拼尽全力。但好些真实业绩，对比他伟大的理想，却只还是起步价。全民福利？后续的皇帝依然在路上。

二：皇帝各个有高招

燕王朱棣造反成功，把侄儿建文帝撵下龙位，登基加冕为永乐皇帝。而后他以优秀的表现证明，他继承的不止是江山，更是朱元璋未曾做完的福利。

朱棣登基后一件重要事，就是给老爹“抽水”。永乐三年起，国家拨出巨款，全国检查翻修养济院。历经七年艰苦劳动，终于全数整改完成。到永乐十年四月，全国各县都有了焕然一新的高档养济院。这件朱元璋忙活了一辈子的创举，从此成了实实在在的真福利。同时又大力整顿预备仓，原先各地设于郊外的仓库，全数搬进县城，以求方便管理。

民生补贴方面，朱棣同样大方。还有额外福利：永乐元年起，大规模给山东河南北平陕西四地农民发耕牛。由地方政府采购，然后无偿发给农户。有官员叫苦说，这次动静闹太大，四里八乡的牛全买光，拿钱都买不够。朱棣二话不说，立刻从自己嫡系军队里调拨，拉出一堆军用牛马补足缺额。

而在军用转民用的意识上，朱棣也十分先驱。好些生产武器的作坊，大力加班加点，转型生产农具，然后无偿派发百姓。各种以军用技术改装和冶炼的新型农具，更是琳琅满目。后世一些农业学家也认定，这次农具大派送，是明代北方农业生产技术的一次大升级。

这个创举的回报，也十分丰厚。永乐时代明朝的年均税粮收入，强势超越刚创记录的朱元璋，达到三千二百三十万石。当时各地的官仓民仓，储备到了“红腐不可食”的地步。永乐年间的各样伟业，从七下西洋到万国来朝的荣光。高福利换来的强大国力，才是根本。

历代帝王重视高福利，原因也正在这。高福利既是社会稳定的基石，更是抗风险的防火墙。典型的例子，便是明英宗耻辱被俘的土木之变后，随之而来的北京保卫战：大明子民捐钱捐物，齐心协力投身抗战。瓦剌骑兵杀气腾腾到来，看到的正是这铁血不屈的民众。甚至在明军一度不支的情景下，百姓竟冲上城头，以砖块石头做武器，与敌人浴血奋战。如此情状，与崇祯年间北方军民面对后金铁骑仓皇逃窜的惨景比，差距何以云泥。大明的高福利，换来的正是钢铁般的凝聚力。

尝到高福利甜头的明朝皇帝们，在这事的执行上，创意也常别致：宣德年间，江南巡抚周忱首创济农仓。这种以漕运余粮为储备的新仓库，常给工商业提供贷款。既惠顾民生，收益也丰厚。一向拖欠朝廷赋税的江南，二十年间因此还清旧账。正统至景泰年间北方抗击瓦剌的战斗，正是济农仓提供的钱粮保证。

无奈好景不长，随着周忱下课，新巡抚鼠目寸光，更为了邀宠，一气把济农仓的钱粮全数拉进了京城。这个新仓储武功尽废，江南地区的欠税，从此推挤如山。

但在福利政策的执行上，历代皇帝都认真。养济院的规模，从永乐到万历年间，一直不停扩建。明英宗复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大兴和宛平加修养济院。到了明孝宗“弘治中兴”时，连全国各地的军事卫所都盖好了养济院，嘉靖皇帝登基后，仅北京周边，就加修了五所。待遇也升级，除了发钱粮外还加餐管饭。

现有养济院的规模，也在不停的扩建。到万历年间，许多养济院的阵仗，已庞大到恐怖。就以宛平县养济院来说，经过一百多年的改造，万历年间已经收容了两千多人。而且扩充后的养济院，职责也更多，还抢惠民药局的“生意”，常招募医生定期坐堂免费诊病，遇到瘟疫灾害，更要施医布药。可谓大明朝的全能慈善中心。

而在大明早已成定制的养老福利上，明英宗也更大方，复辟后的另一个创举，就是颁布优老之礼。这福利比朱元璋还大方：老人享受国家钱粮补贴的年龄限制，放宽到了七十岁，给肉加到十斤。九十岁以上的，不但补贴加倍，而且每年还享受一次政府盛宴款待。这就是更完善的大明式养老，不但惠泽老人给多，生活质量还要更好。

虽说皇帝们如此拼，但一个越发严峻的现实，自明中期起还是不可避免：维持现有的福利体制，已经越来越难。原因更很现实：缺钱。

三：福利缺钱怎么办

发福利一直大方的大明朝，为啥会缺钱？

首先还是体制问题。大明的福利保障，植根于朱元璋的高度集中经济体制。田赋的稳定收益，才是大明式福利的源头。可自从明朝中期起，土地兼并越发严重，商品经济日益繁荣，看上去很美的福利保障，也就无情的断了奶。

首先出问题的，便是曾经储备丰厚的预备仓。

预备仓最早出的问题，是管理混乱：日常维护主要靠官府监督，士绅执行。发展下去，便是相互踢皮球，早在宣德年间，白花花的粮食活活烂在预备仓里没人问，便是常见的事。

到成化年间更恶劣，成了官府与乡绅富户勾结贪占。放粮的时候以次充好掺沙子，甚至偷偷把粮食拉出去倒卖谋暴利分钱。原本抚恤民生的好仓库，成了贪官分赃的食物链，闹得民不聊生的惨状，史料上记录不少。

意识到问题的明朝政府，开始重拳严打。正德年间更强力整顿，改成地方官员直接管。且预备仓的储粮与地方官考核挂钩。嘉靖年间的政令尤其严格：地方官三年任满考核，只要预备仓储量不达标，立刻送司法机关法办。

这番严打的早期后果还算丰硕。好些仓库重新满当当。可惜好景不长。预备仓的粮食来源主要有四：纸钞收购，富户捐献，官田税收，罪犯交钱。但到了明朝中后期，纸币早已贬成废纸，官田兼并得剩不下几亩，明孝宗重修《大明律》后，交钱赎罪更少见，只靠民间捐献，只能杯水车薪。

那么问题来了，好些官员累死累活，挖空心思还是攒不下几颗粮。平日官场里说起预备仓，都像见了阎王。先前的民不聊生，变成了官不聊生。个别不要脸的地方官，更反过来找富户摊派，照大臣赵麟的揭发，有些原本富裕的地主，都被逼得卖儿卖女，只求凑齐粮食换太平。

情况如此严峻，明王朝也只好顺水推舟，仓储考核的标准，连年一降再降。发展到万历年间，各地原本存储上万石的预备仓，最多也就存几百石粮。好多竟都荒废成破屋。这个曾惠泽千百万苍生的善政，至此名存实亡。

预备仓的衰落，经济原因说，也和当时的发展一脉相承。万历年间全面推行一条鞭法，赋税彻底改用银钱。存粮也就不易。但根子上说，还是大明政府太差钱。

但它的荒废，后果却十分严重。直接的影响，就是相关的福利政策，经济上都断了依靠。想要维持运转，就要另想办法造血。

最仗义的办法，就是皇帝自掏腰包买单。这事自成化年间起，历代明朝皇帝都不少办，办得最仗义的，当属成化皇帝朱见深。仅成化二十一年，明朝一次性拨款二十五万两白银，用以赈济山东陕西河南三省灾民，全是从朱见深的私人府库“内帑”里拨出。类似的仗义疏财，他在位二十三年不少办。以至于骂他最多的《罪惟录》，也承认那时老百姓的生活“幸斯小康”。

但朱见深敢这么干，关键还是有钱。当时虽说农业税锐减，朱见深本人也长期歇班不上朝，但他极会用人，地方的商税改革也成功，外加皇庄经营的好。于是皇帝的私人腰包就鼓。但这事的成本太过巨大，哪怕最热情的朱见深，干多了也撑不住。于是又发展了另一招数：卖官鬻爵。

其实这事从明初的时候，一直就不少办。特别是富民给预备仓捐粮，往往能隆重表彰。到了朱见深手里，更花样百出：国子监监生资格，捐一百石米就换。交二百五十石米，更能换正九品散官，从正九品到正七品，相关职务明码标价，加五十石米就升两级。湖广荆襄地区暴乱后的重建垦荒，就是这样凑齐钱粮的。

自此以后，卖官换福利的法子，几代皇帝都在用。但发展到后来，价码却一路贬。连寺庙里僧道的文牒都拿出来卖，最热闹的时候，好些州县卖得和尚扎堆。到了嘉靖年间，二十石米就能通报表扬，再加点就能换七品官。朝廷太差钱，大家多少捐点吧。

捐钱不靠谱，还是提升自家盈利能力是真。等着大明经过隆万大改革，特别是张居正辅政的黄金十年。腰包一度重新鼓。办福利的底气，也曾经特别足。

直接的成果，就大明隆庆年间就可以看出：《五行志》里统计，隆庆帝朱载垕在位只有六年，运气却极差。碰上的大小灾害有十六次。但仅有俩次造成了饥歉。这比例多不容易？朱元璋在位三十年，期间玩命的惩贪砸钱，遇到四十六次自然灾害，还是有十一次闹出饥歉。号称盛世的仁宣之治，十七次自然灾害，更闹出了八次饥歉。效果如此好，关键还是有钱。

重新有钱的明朝，发福利的办法也多样。赈灾的主要模式，也由拨粮变砸钱。拨款方式也更科学，嘉靖年间形成的固定流程，灾区赈济款主要分两笔：先期的救济银和灾后的重建银。钱款的各类用途，也都有了精细的核算。拜明朝发达商品经济所赐，这时花钱买粮的效率，远比费劲调粮要高。

另一种越发流行的福利，也越发运作成熟：以工代赈。这事最早干的漂亮的，还属明孝宗朱佑樘。弘治年间两次黄河大水，明王朝先后调拨二十五万人投入救灾，成功完成黄河河流改道工程，挽救了濒临断流的京杭大运河。更由此稳住了灾区民生。堪称古代史以工代赈的大规模奇迹。

而发展到万历年间，这事也变得丰富多样。潘季驯治理黄河，正是以工代赈的又一成功典范。而到了万历中后期，一批基层能臣，更攒了丰富经验。照着《康济录》的说法，每当有地方闹灾，官员就先忙着筹算，从修城到浚河筑坝，能吸纳劳动力的工种，全都开列一遍。不但要保证壮劳力安置，更要兼顾老弱有岗位。一切安排妥当，便火速筹款开工。以热火朝天的工作场面，杜绝流离失所的悲惨。

万历年间，万历皇帝朱翊钧常年歇班不上朝，京城大臣忙着掐架，自然灾害更从头到尾没断。但民生却能长期稳定。基层以工代赈的模式，当属大功一件。而总被骂做懒的万历皇帝，在这件事上出手也大气。仅万历十九年的河南水灾，确县灾区得到的赈济，除了粮食和一千二百间新建民房外，更有五百头耕牛和八百辆纺车。派发生产资料的觉悟，他丝毫不比朱棣低。

也正是由于明王朝从隆庆至万历中期，长达二十多年的强力投入，大明王朝的福利体系，一度也运转到最高速。商品经济的繁荣，使政府只要白银充足，救灾就高效率。而至于养济院等福利机构建设，也同样因为投资到位，大型养济院一度发展到可容数千人规模。同时从隆庆年间高拱当政起，明朝再度强力反贪，养济院的弊病也逐一革除。官吏勾结贪墨的恶行遭到严惩，大批冒名顶替混入养济院的无赖骗子也被清退。这个再度以高额投入重新升级的福利机构，不仅再度生机焕发，更出现了“有令倡行，有律护佑”的盛景。

可惜好景不长，随着万历皇帝亲政后，大明财政税收越发歇菜，福利制度的运转，也再度跟不上趟。比如最拿手的以工代赈，到万历后期，大多只能小打小闹。连黄河三年一小修的固定工程，都大多难以维持。以《烈皇小识》的说法，河床的泥沙都长期淤积。至于曾经辉煌的养济院，从万历后期起，北方好些州县的养济院都坍塌或难以维持，收留的孤残只能安置别处，草草提供口粮了事。

大明政府福利歇菜，但对于晚明好些地方的民众来说，这事似乎不严重。因为正如晚明民富国穷的情景，此时取而代之的，还有蒸蒸日上的民间福利。

四：民间福利，预埋明亡

正如晚明“民富国穷”的奇葩景象。当大明政府福利运转困难时，民间福利却崭露头角，甚至喧宾夺主。

首先成为黑马的，是原本一直做预备仓补充的民间仓储：社仓。

社仓，是中国民间百姓一种仓储备荒的形式，雏形产生于隋代，制度由南宋朱熹首创，在明朝最早以法律形式出现，是在明英宗天顺年间。嘉靖年间预备仓荒废，可国家还需要存粮，于是从嘉靖八年起，开始全国推广办社仓。

社仓的组织形式是这样：三十家组成一会，找个最有钱的做会首。然后大家按家庭条件分摊，有钱的出四斗粮食，中等的出两斗，没钱的出一斗，就这样凑一仓粮食。统称“社仓”。

遇到饥荒灾害，有钱人可以在社仓借粮，丰收年再还，穷苦家庭则可无偿借贷。这种民间自办的救助模式，从嘉靖年间起，仿佛脱颖而出的黑马，一直发挥大作用。

对这民间福利，大明政府也极满意：民间相互帮助，省了国家赈济开支。可谓一举多得。虽然也不断有官员忧虑，要求朝廷更多介入监管，却终究占不得主流。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新型福利的严重后果，也终于日益显露：背后操纵社仓的，是当地的宗族士绅。政府的监督越发难以介入，而新生的社仓，更仿佛一个个线头，黏住了地方宗族力量，从此团结抗税甚至偷税漏税，也都更加从容。万历后期起的税收锐减现象，这便是暗流。

更严重的一个后果是，社仓固然能加强地方抗灾能力，但地区经济不平衡，抗风险能力也不平衡。像江南地区经济红火，社仓储备也雄厚。但放在西北穷苦地区，情况却恰相反，好些社仓更形同虚设。平日尚且凑合，遇到大灾就难过。后来晚明经济不平衡的状况，东南与西北民生冰火两重天的景象，社仓的差距就是缩影。

而与社仓同时冒头的，更有风风火火的民间慈善组织。这其中尤其出名的，就是江南同善会。

江南经济发达，富人尤其多。明代以来的爱心模范一直不少，伴随着同善会的出现，更成了大规模。成员里不但有富可敌国的土豪，更有清名在外的学术名流，甚至还有一文不名的草根百姓。这些爱心人士的善举，更多得不胜枚举：日常资助贫困学生，表彰奖赏贞洁烈妇，都是家产便饭。遇到灾害就施衣布药，开铺施粥赈粮，更是司空见惯。多年坚持行善，威望蒸蒸日上。

而比起晚明腐败的官场来，这群人的做事，却十分透明：定期都要集会，除了宣讲与募捐外，便是公布前期账目，每一笔钱款的用途，都有明确记录，保证不乱花一分钱。而后还有组织者精彩的演讲。号召大家要热心行善，场面每次都很激动人心。

特别奇特的，更是这群爱心人士的准入标准。想成为其中一员，绝非有钱这样简单。更要经过组织严格审核，充分考察入会者的思想品德甚至政治立场。日常活动也很丰富，常有各类雅集，席间讨论最多的，更是时政话题。

这组织的发展，更是极为迅猛。准入审核如此严格，人数还是高速膨胀，无锡的同善会有一百多人，嘉善同善会更有数百人。但只消看看这组织的领头人，便知道其爱心行动，其实极不单纯：无锡同善会的创始人，正是东林党大名鼎鼎的元老高攀龙。

再看看同善会的关系网，更可知其实力强大到恐怖：既有陈幼学这样的东林骨干，更有张采这样的地方官（太仓知州）兼复社领袖。麾下的爱心人士们，明亡清兴时的命运也五花八门。特别奇葩的，比如嘉善同善会的主要人物魏学濂，崇祯年间曾写血书表忠心，并得崇祯皇帝照顾，死于魏忠贤迫害的父兄都得以抚恤。但后来北京沦陷，崇祯帝殉难的尸骨未寒，他就迫不及待，抢着卖身投靠李自成，得封了个芝麻小官，便骑着毛驴在京城得瑟。

同样通过这些角色和活动，便可轻易看到这爱心组织的终极目标：党争。这个由东林党骨干创立，标榜慈善的组织，真正谋求的，却正是党争的权力。所谓的爱心活动，多是收买人心的方式。明亡于党争的道理上，这是催化剂。

而就实际的贡献说，在爱心活动上，东林党下了大本钱，几十年如一日实实在在的做事。可比起小恩小惠来，也是同样的一群人，在事关明王朝生死存亡的财政改革问题上抱团捣乱，屁股决定脑袋。才最终将明王朝，推向了无可挽救的困局中。而他们真正投入福利事业的钱款，相当一部分，还是江南百姓的捐献，绝大多数，却正是东林党多年官商勾结挖大明墙角所得，回报给大明百姓的，也不过九牛一毛。

但一个客观的事实，却是晚明社会崩溃的图景下，江南极其发达舒适的社会福利。富庶的江南地区，有常平仓的调剂运作，福利经费从来不缺，养济院等福利机构，对比北方的残破，当地却是经费充足。不但钱粮优厚，热烈欢迎孤寡残障人士入住，就连健康的流民，也真诚接济。不但给钱给粮，有劳动能力的还赠送土地耕牛。这些福利经费，相当多一部分，也都来自江南富户士绅的捐献。当然这钱不白捐，声望捐完了就看涨，对抗朝廷的征税摊派，也就更加底气壮。挖大明的墙角，也就更加大胆。

而这样舒适的江南，在晚明的苦难动荡中，除了政治人物们组团捣乱吆喝，民生经济，从来都是关门过日子，却极少想着为多难的王朝承担职责。从官到民，都是清一色相同的心态：过好小日子要紧，北方大乱与我何干。朝廷没钱凭什么让我交？有的是北方农民买单！

于是悲情的恶性循环，再也无法阻止。看似民富的图景下，明王朝最大的政治隐患，其实早早种下：预备仓的废除，使明朝丧失了粮食储备预警的最好手段。社仓的红火，可以稳定富庶地方，却无力整合资源实现大规模赈济。江南的红火繁荣，却与整个帝国的财政体制彻底脱节。朱元璋精心设计的几道福利防火墙，到万历后期就已近乎塌陷。伴随着西北民变的爆发，大明王朝，更仿佛失重一般，悲情的碎裂。

等到明亡清兴的大局尘埃落定。伴随着清王朝在“永不加赋”的承诺下，近乎残暴苛刻的征税手段，外加从入关开始，东南近四十年迁界禁海的悲情血泪。老一辈的遗民们，总算开始想到明朝的好。即使在严苛的文字狱下，依然有很多人，用诗歌或文集的方式，写下对昔日明朝富庶繁荣的怀念。即使是被文臣史官，狂喷得唾沫星子横飞的万历天启，他们留在明末清初老辈百姓心中的，依然是个行政宽容，经济富庶安定的世界。以顺治年间老学者陆应旸的话说，便是“至今父老说到那时节，好不感叹思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