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宣宗朱瞻基因何炮制了这场盛世下的大冤案？

作者：我方团队成员，中国作协会员张嵚。

一

开创“仁宣盛世”的朱棣孙子明宣宗朱瞻基，在位九年，史家素来评价颇高。《明史》称“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

将他列为“五大圣君”之一，评价可谓至高。观其一生，似也实至名归，对内继承父志，完善文官治国体系，信用“三杨内阁”，改革赋税制度，启用周忱等“经济学家”，惩治贪污，宽抚百姓。对外止戈为武，从不轻易举刀兵，彻底停止对安南用兵，睦邻友好。史载这段时期“纲纪修立，淳朴未漓”，是为“仁宣盛世”。

是“圣君”，个人“道德才能”也颇多称道，素来为政以宽，信任能臣，轻徭薄赋，也善于虚心纳谏，赦免了曾因“廷辱”朱高帜而险遭杀身之祸的李时逸，放宽言路。关心民生疾苦，为督促官员兴农重桑，曾亲自下地示范耕种。更有处变不惊的“大气魄”，叔叔朱高煦造反，他御驾亲征恩威并施，仅用十一天就平定叛乱。兀良哈三卫屡屡扰境，他亲提精兵北进，在滦河大破兀良哈。业余爱好方面也很“有才”，既长于诗词歌赋，擅长绘画，传于后世诸多艺术珍品，又精于骑射，可谓文武双全，如此之人物，自然匹配“圣君”的名号。

可正是这位圣君，在他亲手开创的“仁宣盛世”里，却做出了一件凶残暴虐，堪比暴君的“恶行”---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戴纶案。

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二月，朱瞻基有意在北京昌平一带举行“狩猎”，命兵部调动兵马随行。然而，原朱瞻基太子府中的洗马（太子老师），刚刚被提升为兵部左侍郎的戴纶却将朱瞻基的旨意“封驳”（即拒绝执行），随后戴纶向朱瞻基上书，建言“狩猎”劳民伤财，且一国之君若沉迷于“狩猎”，必然荒废国家大事，是置江山社稷而不顾。

在朱瞻基登基后“开放言路”以来，这样的进谏本不奇怪，孰料朱瞻基却龙颜大怒，随后下旨将戴纶贬至交趾（即当时正叛乱的安南），戴纶到安南后不久，朱瞻基又下严旨，以“坐怀怨望”（即心怀不满）罪将戴纶逮至京城下狱，其好友，同样做过自己老师的广西郁林知府林长懋也被株连，一并入京问罪，经朱瞻基亲审，终于是年十二月做出判决，戴纶被判死刑，家产充公，其兄弟子女发配宫中为奴。林长懋入狱十年，直到朱瞻基死后才得以开释，这就是“仁宣盛世”期间震撼明朝官场的戴纶案。

是什么原因，让一个以“圣君”著称的皇帝忽然“变脸”，非要置自己老师于死地而后快。探究原因，则需要从朱瞻基本人说起。

二

和父亲朱高炽曾受朱元璋“隔辈亲”一样，朱瞻基从小就深得祖父朱棣的疼爱。永乐九年（1411年），13岁的朱瞻基被立为“皇太孙”，在“太子”尚在世的情况下即确立“第三代”接班人，纵观中国两千年封建历史，可谓首次。此后，朱棣命“靖难第一谋士”姚广孝担任朱瞻基的讲师，精选文武名师对其精心培养，更常在五次北征蒙古时带朱瞻基随行，可见疼爱之深。

而青少年时代的朱瞻基也确有过人之处，他不似父亲朱高帜般内敛儒雅，而是性格豪放，文武双全，永乐十三年（1415年）端午节，朱棣在宫中举办“射柳”（一种射箭活动），17岁的朱瞻基百步穿杨，屡发屡中，在诸“皇孙”里独占鳌头。朱棣又想考验下众皇孙的文采，随即出上联道“万方玉帛风云会”，话音未落，朱瞻基朗声作答“一统江山日月明”，对照格律工整，平仄整齐，更兼意味深长，英雄气概十足，如此“少年英武”，自让朱棣喜上眉梢。清朝历史学家徐元文更赞叹道：“宣宗（朱瞻基）兼具仁宗之仁，成祖之勇”。也就是说，朱棣的“雄才大略”，朱高帜的“宽仁孝友”，两代帝王的优点，皆集朱瞻基于一身。

（明宣宗朱瞻基绘制：武侯高卧图卷）

而观朱瞻基登基之后的诸多表现，此言确有“不虚”之处，朱瞻基素来喜好文墨，常在闲暇时与诸文臣游山玩水，诗词唱和，其诗文却不谈风花雪月，多有关治国学问，如他赐给杨士奇的御诗里所写“朝廷治化重文教，日暮切磋安可无”。也擅画丹青，作品《戏猿图》《瓜鼠图轴》皆是传世精品。武功方面也不差，曾御驾亲征叔叔朱高煦以及蒙古兀良哈部，皆大获全胜，颇有朱棣之雄风。

重农兴桑方面，自登基以来兢兢业业，常微服私访考察民情，并重手整顿江南税赋，可谓惠泽苍生。在纳谏方面，素来倡导“广开言路”。比如宣德三年（1428年）北征蒙古时，曾怪罪将帅动作迟缓，令他们脱衣受罚，夏元吉反复劝谏，终被他接纳。宣德元年（1426年）平定朱高煦后，曾有人建议乘胜追击，一举平灭另一个藩王朱高燧，朱瞻基一度动心，正欲进兵，大臣蹇义拦车苦劝，终让他改变主意。

而最“橹虎须”的，则是洪熙元年（1425年）朱瞻基初登基时，有官员写奏折颂扬朱瞻基，看得朱瞻基也得意洋洋，这时大学士杨士奇却嘲讽说：“陛下初登基，寸功未建，却有人逢迎拍马，此非国家之幸。”一席话也令朱瞻基“连称善”，诸如此类“善于纳谏”的美谈，在各类史书中广为流传。但是，为什么就是这位“善于纳谏”的皇帝，却用如此残暴的手段，对待于自己有教导之恩的“恩师”戴纶呢？

要了解原因，则需看看戴纶其人。

三

戴纶，山东高密人，原是山东昌邑（今山东潍坊昌邑）的训导（县学老师），后被提拔为礼科给事中，永乐十八年，与青州教谕林长懋一起被选为太孙中允，即辅导朱瞻基读书的“伴读”。这二人都是以刚直不阿著称，自辅导朱瞻基以来也兢兢业业。深得朱棣赏识，尤其是戴纶，朱棣曾对朱瞻基赞到：“汝得戴纶，若唐太宗得魏征”。朱高帜即位后，戴纶和林长懋双双被提拔为朱瞻基的“东宫洗马”，即负责朱瞻基教育的“班主任”。深受“皇恩”，两位直臣自然不敢怠慢，常年来对朱瞻基严于治学，精心教育。但相互间的矛盾，也正是从此时开始种下。

根据《明史》的记载，朱瞻基青少年时，并非如其父一样好学，相反颇似朱棣，喜好玩乐且尤爱习武，朱棣也希望朱瞻基能够“全面发展”，时常要他“精习武事”。“皇爷爷”的要求当然正中朱瞻基下怀，以此为由，他时常外出射猎习武，以至一度荒废学业。但朱瞻基的父亲朱高帜却是一个尊儒好学的人，朱瞻基每有类似行为，皆遭朱高帜训斥。起先朱瞻基纳闷，为何每次自己的所作所为，“父皇”和“皇爷爷”都能知晓？直到有一日觐见朱棣，朱棣询问朱瞻基对戴纶的看法，朱瞻基连称戴纶是“贤良”。朱棣却微笑着拿出一堆奏章，皆是戴纶和林长懋二人揭发朱瞻基“荒废学业”的奏章，朱棣此举，显然是想教育朱瞻基怎样提防群臣，但却也带来另一个后果，恰如《明史》说：“由此太孙（朱瞻基）深怨纶(戴纶)。”

“打小报告”的老师，自然不受朱瞻基欢迎。朱瞻基即位后，林长懋被任命为广西郁林知府，戴纶被提拔为兵部左侍郎，虽是官运亨通，但“童年时的阴影”却也悄然降临。偏是二人不知，依然时时以敢于纳谏为己任，对朱瞻基的种种错误行为大胆批评，行事以刚正敢言著称。于是就有了洪熙元年（1425年）戴纶“封驳”朱瞻基圣旨，继而大胆上书请求停止游猎的行为。

但“射猎”一事，却恰恰触动了朱瞻基的“心病”，于是怨愤之下，戴纶祸从天降，先是被贬至安南，接着又被下狱。并牵连到好友林长懋。而观整个过程，揭发戴纶与林长懋有相互“怨望”罪的，恰是朱瞻基派去监视戴纶的锦衣卫经历沈迪。可见，安排戴纶去安南，再与和安南相邻的广西郁林知府林长懋牵上关系，是朱瞻基早就做好的安排。而“怨望”一罪，也堪比岳飞之“莫须有”。

戴纶和林长懋被押解到京后，朱瞻基下诏由自己“亲审”，孰料戴，林二人毫不畏惧，竟在百官面前，当廷斥责朱瞻基的种种过失，更激得朱瞻基龙颜大怒，立即下令将戴纶处死。本来朱瞻基是想将戴纶全家满门抄斩，是杨士奇等人苦劝，力言此举“恐引士林非议”，终让朱瞻基再次“虚心纳谏”，杨士奇等人救下无数人命。但“活罪难逃”，戴，林二人的父亲——河南洛阳知府戴贤，太常寺卿林希文皆被打入大牢，后遭迫害死于牢中。

凡与戴纶家有联系的“十族”，家产全被充公，老弱流放边疆，青壮发配宫中位奴婢。戴纶被处死刑，而林长懋也被判入狱，他之所以能拾得一命，原因是他在广西为官清廉，造福一方。事发后当地百姓组织到京城“上访”，为免民乱，只得对他“宽大处理”，却也蹲了十年牢狱，直到明英宗朱祈镇即位后才将他赦免，继续担任郁林知府，在当地颇有政绩，今天去郁林，还能看到当地百姓为纪念他修筑的庙宇。

以如此残暴的手段报复自己的恩师，仅仅是为了“学生时代的怨恨？”民国历史学家李平心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朱瞻基此举，是为了“在确立善于纳谏的美名的同时，向群臣展现他作为帝王的权威。戴，陈二人，只是这个方式的棋子而已。”但即使如此，选择两位“恩师”作为目标，也足见朱瞻基对其怨恨之深。

说到怨恨，却牵出了关于朱瞻基这位“圣君”鲜为人知的一面----他较之成祖，仁宗两位“先皇”，同样“兼而有之”的弱点。

四

朱瞻基作为开创盛世的“圣君”，后世历来好评如潮。但注意不多的却是他的弱点，这些弱点，既承袭自他的祖父朱棣与父亲，也对明王朝的未来，产生了看似微不足道实则深远的影响。

从戴纶事件上，我们可以看出朱瞻基性格里一个重要的弱点---狭隘。这个弱点，几乎与他的祖父朱棣如出一辙。朱棣在“靖难之役”时，曾遭到建文帝部将平安和盛庸的顽强抵抗。而后他虽“不计前嫌”把二人收降，但始终心怀芥蒂。夺位成功后，不仅将曾与他血战的建文老臣耿炳文赐死，更大肆屠戮建文旧臣“报私仇”，将方孝孺“株十族”，杀铁弦并将铁弦等建文旧臣的妻女充做“官妓”。

甚至对盛庸和平安两位降臣，他也终不放过，永乐元年即以“有妄图”罪赐死已经退休的盛庸，接着又逼平安自杀。永乐十八年（1420年），更仅因发现宫中几名太监和宫女“私通”，就以“谋逆”罪残杀无辜宫女三千名。尤其是屠戮建文功臣前，姚广孝曾力劝朱棣不可，朱棣也深以为然，但事到临头肝火上升，就是成千上百的杀戮。较之祖父，朱瞻基可称“仁君”，但狭隘尤在，全无其父朱高帜的宽厚为人，戴纶案即为佐证。

另有御史陈祚，曾上书劝朱瞻基要学《大学衍义》，未曾想这一“学术性”建议竟招致朱瞻基雷霆之怒，斥责说：“竟敢说我不懂《大学衍义》？”（竖儒谓朕未读大学邪？）当即将陈祚下狱，全家十余口连坐五年，所幸“三杨内阁”反复劝谏，才在其过世前“赦免”。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件”上，朱瞻基与祖父朱棣一样，时常有“胸襟广阔”之举，但蕞尔小事，却常招致其睚眦必报。

也同样因为狭隘，朱瞻基与祖父朱棣一样好“面子”，尤其在对待“蒙古问题”上，如果说朱棣晚年因“面子”与阿鲁台反目，放任瓦剌坐大，打破了蒙古高原的“战略平衡”，那么朱瞻基却更进一步。他在位期间，除宣德三年北伐兀良哈外，并未向蒙古用兵，但在鞑靼瓦剌之间的冲突中，始终支持对明朝恭顺的瓦剌，每年开互市赐予厚利，终让瓦剌彻底坐大，酿成正统年间的土木堡之祸。

究其根源，却只能怨朱瞻基“一叶遮目，不见泰山。”

还是因为狭隘，这位素来“勤政爱民”的仁君，竟为了自己斗蛐蛐的爱好，命苏州知府况钟在民间征集一千只蛐蛐，闹得当地民不聊生，诸多百姓倾家荡产，也让这位善政颇多的皇帝，留下了“蛐蛐皇帝”的不光彩称号。更是为了好面子，在他统治后期，明王朝的宗室藩王公侯贵戚们，时常向他进“贺表”，言“祥瑞”，志得意满的他也欣然接受，大肆封赏，结果就是对当时已经越演越烈的土地兼并推波助澜，而过于标榜“仁政”，放松对“土地兼并”的惩处，更令大量农民沦为无地佃农甚至流民，其后正统，天顺，成化三朝数次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根由，已经在此种下。

如果说“狭隘”是承袭自祖父，那么另一个弱点---保守，却是承袭自他父亲朱高帜。朱高帜史载“不务远略”，虽有当时客观条件原因，但观其一生，早在做太子时，就时常劝谏朱棣停止下西洋，更反对对蒙古举兵，即位后，即令明朝长城以北诸多卫所内迁，理由是“节省开支”，而朱瞻基即位后却是“再接再厉”，特别是于宣德六年（1431年）裁撤了战略要地开平卫，不但令明朝失去了对“屏障”兀良哈三卫的钳制，更使山西，陕西，甘肃乃至京城失去依托，严重后果，直接祸害明朝此后近百年。

对外方面，虽派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但那是为了通报列国自己即位的消息，随后，大规模的下西洋行动终成绝唱。狭隘，保守，两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弱点，却真正改变了明王朝的走向。明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正月初三，宣德皇帝朱瞻基过世，时年三十七岁，庙号宣宗，谥号“宪天崇道英明神圣钦文昭武宽仁纯孝章皇帝”。他未曾想到，因他狭隘而亲手造成的苦果----土木堡之变，最终将由他寄予厚望的亲生儿子—明英宗朱祈镇来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