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嗣昌是崇祯最倚重的大臣！17年偏信不疑，却为何在军中自杀？

崇祯皇帝朱由检在位17年，用人多疑，内阁大员和首辅走马灯似的换个不停，素有“崇祯五十相”之称。他对官员的要求十分严格，为他办事的官员稍有不甚或者把事情办砸了，他动辄贬黜杀害，抄家流放。以至于在他临朝的这17年内，官员更迭速度太快，使他根本没有时间建立起一个稳固的以自己为核心的领导班子。他的这种性格导致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官员们都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都不肯实心用事，更不敢放开手去办事。

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在大明帝国最危急的时刻，崇祯皇帝始终对一个大臣保持高度的信任，将最重要的使命全权托付与他，并且毫不猜忌。他就是官至兵部尚书的杨嗣昌。

1、被阉党迫害，忍辱负重

杨嗣昌出生于书香门第世家，和他的父亲杨鹤都以知兵事而著称。杨鹤是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的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杨嗣昌是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的进士，只比他的父亲晚了六年。

从杨嗣昌考中进士之后，一直到天启年间，他的仕途一直都比较顺利，从刚开始的杭州府教授、南京国子监博士，很快便晋升到户部郎中。后来做到了礼部尚书，兼东阁殿大学士。这是他第一次进入内阁参政。入阁之后的杨嗣昌掌兵部事，这为他以后的军事生涯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天启年间，东厂提督魏忠贤一手遮天，朝中成员十之七八都成了魏忠贤的党羽，世称阉党。天启三年（1623年），在兵部任职的阉党成员崔呈秀想要拉拢杨嗣昌，被杨嗣昌拒绝。随后，他在朝廷处处受到阉党成员的排挤，无奈之下，他选择了辞官归隐。这一等，就是五年的时间。

四年之后，天启皇帝驾崩，崇祯皇帝即位之后，诛杀了魏忠贤，阉党瞬间倒台。朝中的阉党大员受到诛连的多达三百余人。崇祯元年（1623年），为了弥补朝中的大量缺官，崇祯皇帝宣布启用被阉党排挤在野的前朝旧臣。不少蒙冤在家闲居的官员都得到了新的启用，其中就包括赫赫有名的袁崇焕。当然，杨嗣昌也在其中，他被任命为河南副使，加右参政。后升任右佥都御史，巡抚永平、山海关诸处。他整饬防务、修筑山海关两翼城，政绩斐然。崇祯三年，授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

杨嗣昌事业真正的起步，是从他围剿镇压农民军起义开始的。

2、明末能臣不少，为何崇祯独独对杨嗣昌偏信不疑？

崇祯二年（1629年），第一任闯王高迎祥在陕西杀死参将王国和当地知县，率众劫掠州府。此后的好几年间，李自成、张献忠、老回回、罗汝才、混十万、过天星等相继在陕西河南等地率众起义。杨嗣昌在镇压农民军起义方面很快就表现出了过人的才能。首先第一点，表现在他知人善用。他向崇祯皇帝保举陕西巡抚陈奇瑜，交给他围剿整个陕西农民军的任务。崇祯皇帝任命陈奇瑜为新的五省总督。

陈奇瑜把李自成从陕西打到了河南，又从河南打到了陕西，把李自成围困在车厢峡，李自成差一点被生擒，仅仅带着几十个人逃脱。一直到崇祯七年（1635年），李自成都没能翻身。

崇祯九年（1636年），杨嗣昌向崇祯推荐当时只是顺天府府丞的孙传庭，请求让他出任陕西巡抚，负责围剿农民军叛乱。孙传庭和卢象升都是明朝末年鲜有的名将。孙传庭被任命为新的陕西巡抚后，生擒闯王高迎祥，一度荡平陕西的叛乱。但不幸的是又被李自成侥幸逃脱，后来李自成又在河南迅速壮大起来。

转眼到了崇祯十年，农民起义席卷中原地区，此时的杨嗣昌被正式任命为兵部尚书，负责镇压全国的农民起义。他最受崇祯倚重的是他所制定的“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围剿计划。一向抠门的崇祯皇帝给杨嗣昌增兵十四万，加饷二百八十万两。崇祯皇帝着实大方了一回。

其实杨嗣昌的围剿策略很鲜明。他洞悉晚明的朝政、军政，以及民间百姓的生活情况，深知民间疾苦，更是知道农民起义的缘由。早在前几年，崇祯皇帝曾问过他，辽东的皇太极和陕西、河南的农民军叛乱应该先剿灭那个。杨嗣昌回答的很明白：“辽东虽然强大，但是山海关东临大海，背靠群山，是一座天然屏障，只要派重兵守住山海关，那么皇太极便永远也强攻不进来。倒是中原地区千千万万的流寇，才是大明朝最大的敌人。因为流寇就是百姓。他们穿上衣服下到田里是农民，举起武器就是流寇。如果不能让百姓吃饱饭，那么流寇便永远也围剿不完。”所以一直以来杨嗣昌都主张剿抚并用，不能不剿，也不能一味地剿。杨嗣昌的策略无话可说，但是根据明朝的财政现状，又如何能够拿出多余的物资来赈济农民呢？

崇祯听取了杨嗣昌的建议，同时任命熊文灿总理五省军务，剿抚兼施。此举在一年内颇见成效。张献忠、罗汝才等农民军兵败降明，李自成在渭南潼关南原遭遇洪承畴、孙传庭的埋伏被击溃，带着刘宗敏等残部17人躲到陕西东南的商洛山中。

好景不长，崇祯十二年（1640年）五月，张献忠谷城再起，各地农民起义烈火复燃，崇祯帝“命杨嗣昌督师，赐尚方宝剑进行镇压。杨嗣昌与陕西副将贺人龙、李国奇夹击张献忠於太平县玛瑙山（今四川万源县），史载“大破之，斩馘三千六百二十，坠巖谷死者无算。”

3、无力回天，在军中自杀

崇祯十四年（1642年）正月，李自成攻陷陷洛阳，杀福王朱常洵。二月初四半夜，张献忠一日夜驰三百里出四川，奇袭襄阳，初五日，在西门城楼杀襄王朱翊铭，朝野震惊。由于当时杨嗣昌就在襄阳附近围剿农民军，听到这一消息后，他深感自己辜负了崇祯皇帝的嘱托，忧惧交加，伤心欲绝，结果一病不起。不久之后，杨嗣昌带着深深的遗憾在军中自杀身亡。

崇祯皇帝听闻杨嗣昌的死讯，临朝叹息：“自杨嗣昌殁，无复有能督师平贼者。“ 又亲书祭文，曰：“惟卿志切匡时，心存许国，……赍志深渊，功未遂而劳可嘉，人已亡而瘁堪悯。……英魂有知，尚其祗服”。有人弹劾杨嗣昌，说他围剿不力，误国误民，崇祯不听，先以剿贼功加封杨嗣昌为太子少傅。

杨嗣昌从军一生，他的悲剧断不是因他个人而起，而是他面对的是一个不幸的时代，一个无力回天的时代。杨嗣昌为人谨慎，无论是做官还是带兵打仗，考虑问题都十分周全，而且十分谦虚。这也是它能够在风云变幻的崇祯一朝始终得宠不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