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灭亡后皇室成员去哪里了？下场如何？

清朝灭亡后皇室成员，包括一些八旗子弟，除了溥仪那一脉，日子着实过的一般，因为没了俸禄，要自己挣钱养家，如果子孙不肖，那日子更加困顿，败家速度十分迅速，当然也有旗人子弟自己能力出众，混的也十分好。

在老舍的话剧《茶馆》里很生动地展示出旗人生活的状况。已经演变到了群体的潦倒了。1920年5月23日，上海《民国日报》登了《今日之旗人生活状况》一文，将当日的旗族生计状况略分为四类：贵官派指那些享受《优待条例》的亲贵宗室，这批人虽有积产，但入不抵出，亦因少不经事，“众家丁分肥”，预计“将来不至穷死不止”;谋生派是那些勤求有强，能经营和自立者，“此派为旗族中之尚佳者”，逐渐可与其他各族同化;劳动派以汉军旗人居多数，普通以人力车为谋饭之计，困顿但尚能自存;待死派则是那些注定“老死牖下”的赤贫者。

据考察，北京内城的旗人居民，“殆已由积弱而渐流于乞丐一类。以数十万众老幼男女，皆成叫化，于治安、于国光、于观瞻，皆有可注目之价值。”占人数最多的“劳动派”，虽仍可勉强糊口，但由于经济状况下降、生活费用提高等原因，“可恃之收入，少于前四五年前一倍”，生活愈见窘迫。其实，即便“贵官派”，也未见得都养尊处优。民初报纸上，时常可以看到“世子王孙倒毙城门洞，郡主命妇坠入烟花院”的时闻。入民国后，满洲王公的贫困化实则很迅速。庄士敦说，当他在1919年认识他们时，其中一些早已不再是富人，许多都“已陷入可悲的境地”。出于“脸面”考虑，他们不可能公开卖古玩，卖也只能得到“低得可笑的价钱”。

庄士敦提到一位亲王，乾隆五世孙毓朗，光绪时封镇国将军三等将军，辛亥年位至军谘大臣，算是亲贵上层。清亡不过十年，他已经“穷困潦倒”。另一位重量级亲贵载泽也在入民国后，迅速“变穷”，一群民国的士兵还抢劫了他存放值钱东西的“库”，这位曾经“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1920年代末在北京穷困落魄，郁郁而终。

溥仪的堂兄弟溥涧，家产吃完，靠卖画为生。庄王的后代饿死在南横街的一个空房子里。睿王的后代钟氏兄弟，因生活无着而私掘祖坟。清末重臣庆王奕劻，家赀亿万，孙子竟没落为拣破烂的。这些被取消特权的贵族，俸禄也没有了，家产吃光，便只能流浪街头，或转乎沟壑，甚至冻馁而死。

一名叫桂顺的皇族，因家境贫穷，由京去天津谋生，行至杨村，不幸病倒店中，当卖全无，又无衣无食，无奈之下向溥仪发了一封告急禀文，叩求“我主大皇帝恩赐钱财，奴才好养病度日”。当时皇族有三万余口，类似情况，比比皆是，小朝廷也是救不胜救，无能为力。许多人，就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了。王公亲贵尚且这样“穷了下来”，一般旗人的贫困更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