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瞻基作为明朝第五位皇帝,虽然在位时间仅有短短十年,却被誉为继朱元璋和朱棣之后最有作为的帝王。朱瞻基与其父朱高炽在位仅仅短短十一年,却被史学家们称为“功绩堪比文景”,史称“仁宣之治”。然而,朱瞻基的一系列改革虽然使得明朝国力再上一个台阶,但有些改革同样给明朝的衰弱埋下了隐患,尤其是军事层面的收缩,更为明朝的覆灭埋下了隐患。
隐患之一:设“内书堂”教授宦官识字,为宦官崛起埋下隐患
明太祖朱元璋在汲取了前朝教训之后,为了防止宦官干政,在建国之初曾对宦官作了种种限制,例如规定不许宦官识字,不需许兼任外臣,任职不许超过四品等等。然而,不许宦官识字这条却在明宣宗时期被打破。
明宣宗朱瞻基为了保障宦官能够帮助自己处理文件,尤其是皇帝的私人文件,并成为皇帝和朝廷官员交流的桥梁,因而在宣德元年(1426年)于宫内设立“内书堂”,挑选一些聪明伶俐的小太监入堂读书,使得宦官可以接受正规的教育。宣德三年(1428年),朱瞻基又指定由翰林学士在内书堂教授宦官。
这一改变,使得许多宦官能够粗通文墨,有的甚至学有所成,甚至能够达到学识通晓古今,拟旨援笔立就。后来,朱瞻基又设立司礼监秉笔太监和司礼监掌印太监,协助自己处理公务,其中秉笔太监负责代替皇帝行“批红”之权,而张寅太监则负责最终的审核盖印。
△明英宗时期的大宦官王振便是典型恶果
明宣宗朱瞻基时,他尚且能够将宦官置于控制之内,然而一旦皇帝怠政,宦官便能迅速通过“批红之权”来干涉朝政,并利用与外廷之间的桥梁作用,对外廷形成压制。明宣宗之后,明英宗时期的王振便是典型恶果。
隐患之二:内阁权力的不断加大,文官崛起速度加快
洪武帝朱元璋废除丞相之后,由于皇帝平时处理的政务实在太多,于是明成祖时期开始设立内阁制度,不过早期的内阁只是一个咨询机构,负责向皇帝提供建议以供参考,也就是说只有建议权,而决策权仍然在皇帝手中,执行权则在六部,然而这一情况在仁宣年间开始改变。
△权力增大后的内阁已经成为百官之首
仁宗时期,朱高炽因杨士奇、杨荣等乃是东宫旧臣,因此这两人不仅得以进入内阁,而且均兼有尚书职位,而明宣宗朱瞻基同样延续了这种设置。例如杨士奇保留了兵部尚书,黄淮保留了户部尚书,而金幼孜则保留了礼部尚书,这使得他们拥有了一定的执行权。
同时,这些人不仅官居一品且兼有尚书,而且他们不少人都是帝师出身,且是前朝功臣,因此这些人无一例外都受到了皇帝的尊敬和信任,对于他们提出的建议,皇帝大多予以了通过,而不再召见其他官员进行商议,而这则使得他们拥有了一定的决策权。
△内阁权力增大加速了皇权与阁权之争
于是,仁宣年间的内阁权力得以不断加强,已经逐渐成为凌驾于六部之上的存在。而内阁权力的不断增大,直接恶果便是明中期以后皇权与阁权的斗争,导致皇帝与外廷势同水火,进而导致了内廷的强势崛起。
与此同时,前朝的临时职位“巡抚”在宣宗使其开始出现的极为频繁,这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该职位的制度化,同时巡抚通常还兼提督军务或参理军务,于是“总督”这个职位的雏形也开始出现,这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文官崛起的速度,尤其是“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开始了文强武弱的局面。
隐患之三:战略收缩有利于经济发展,但却为明朝的灭亡埋下隐患
历经朱棣的五次北伐,使得仁宣两朝北部边境较为平静,再加上永乐年间多次对外用兵,使得国力遭受了一定损耗,因此仁宣年间明朝开始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尤其是在明宣宗朱瞻基年间体现的极为明显。
蒙古方面,遭受到明成祖朱棣打击的鞑靼就此一蹶不振(五次北伐四次针对鞑靼),却没想到瓦剌竟然趁机崛起,而在瓦剌打击下的鞑靼不断被迫东迁,结果又遭受了兀良哈惕各卫的抵触。迫于形势的鞑靼太师阿鲁台被迫与明廷修好,然而明朝的战略收缩使得虚弱的阿鲁台并未获得多少帮助,结果在宣德九年(1434年)九月的母纳山之战中,阿鲁台被瓦剌击杀,瓦剌已经成为了草原新的统治者。
△瓦剌的强势崛起为“土木堡之变”埋下了祸根
明宣宗的战略收缩,使得瓦剌趁机得以崛起,为此后的“土木堡之变”埋下了祸根。与此同时,他的主动撤兵安南,最终也使得明朝彻底丧失了对安南的统治。
此外,兀良哈三卫(朵颜三卫)则从宣德五年(1430年)开始南迁,明宣宗北巡期间便曾率兵三千与朵颜三卫交手,然而经过长期斗争,朵颜三卫还是占据了大宁地区,并在正统初年便已经驻牧于明蓟辽边外的潇河、老哈河一带,并活跃于整个漠南地区。
△战略收缩导致明朝经略辽东最终走向失败
而朱瞻基最要命的失误便是奴儿干都司的内迁,宣德五年(1430年)时,薛禄建议将边境防务集中于开平一带,而放弃开平的前沿戍区,以便缩短供应线。结果,最终的结果证明这是个严重的战略错误,明朝对辽东的管理本就不强,在失去了兀良哈三卫的屏障,又将开平前沿全部放弃,最终导致明朝在辽东陷入被动,并彻底经营辽东失败,不仅丧失了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更为明末辽东局势的持续恶化埋下了祸根。
朱瞻基作为明朝第五位皇帝,虽然在位时间仅有短短十年,却被誉为继朱元璋和朱棣之后最有作为的帝王。朱瞻基与其父朱高炽在位仅仅短短十一年,却被史学家们称为“功绩堪比文景”,史称“仁宣之治”。然而,朱瞻基的一系列改革虽然使得明朝国力再上一个台阶,但有些改革同样给明朝的衰弱埋下了隐患,尤其是军事层面的收缩,更为明朝的覆灭埋下了隐患。
隐患之一:设“内书堂”教授宦官识字,为宦官崛起埋下隐患
明太祖朱元璋在汲取了前朝教训之后,为了防止宦官干政,在建国之初曾对宦官作了种种限制,例如规定不许宦官识字,不需许兼任外臣,任职不许超过四品等等。然而,不许宦官识字这条却在明宣宗时期被打破。
明宣宗朱瞻基为了保障宦官能够帮助自己处理文件,尤其是皇帝的私人文件,并成为皇帝和朝廷官员交流的桥梁,因而在宣德元年(1426年)于宫内设立“内书堂”,挑选一些聪明伶俐的小太监入堂读书,使得宦官可以接受正规的教育。宣德三年(1428年),朱瞻基又指定由翰林学士在内书堂教授宦官。
这一改变,使得许多宦官能够粗通文墨,有的甚至学有所成,甚至能够达到学识通晓古今,拟旨援笔立就。后来,朱瞻基又设立司礼监秉笔太监和司礼监掌印太监,协助自己处理公务,其中秉笔太监负责代替皇帝行“批红”之权,而张寅太监则负责最终的审核盖印。
△明英宗时期的大宦官王振便是典型恶果
明宣宗朱瞻基时,他尚且能够将宦官置于控制之内,然而一旦皇帝怠政,宦官便能迅速通过“批红之权”来干涉朝政,并利用与外廷之间的桥梁作用,对外廷形成压制。明宣宗之后,明英宗时期的王振便是典型恶果。
隐患之二:内阁权力的不断加大,文官崛起速度加快
洪武帝朱元璋废除丞相之后,由于皇帝平时处理的政务实在太多,于是明成祖时期开始设立内阁制度,不过早期的内阁只是一个咨询机构,负责向皇帝提供建议以供参考,也就是说只有建议权,而决策权仍然在皇帝手中,执行权则在六部,然而这一情况在仁宣年间开始改变。
△权力增大后的内阁已经成为百官之首
仁宗时期,朱高炽因杨士奇、杨荣等乃是东宫旧臣,因此这两人不仅得以进入内阁,而且均兼有尚书职位,而明宣宗朱瞻基同样延续了这种设置。例如杨士奇保留了兵部尚书,黄淮保留了户部尚书,而金幼孜则保留了礼部尚书,这使得他们拥有了一定的执行权。
同时,这些人不仅官居一品且兼有尚书,而且他们不少人都是帝师出身,且是前朝功臣,因此这些人无一例外都受到了皇帝的尊敬和信任,对于他们提出的建议,皇帝大多予以了通过,而不再召见其他官员进行商议,而这则使得他们拥有了一定的决策权。
△内阁权力增大加速了皇权与阁权之争
于是,仁宣年间的内阁权力得以不断加强,已经逐渐成为凌驾于六部之上的存在。而内阁权力的不断增大,直接恶果便是明中期以后皇权与阁权的斗争,导致皇帝与外廷势同水火,进而导致了内廷的强势崛起。
与此同时,前朝的临时职位“巡抚”在宣宗使其开始出现的极为频繁,这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该职位的制度化,同时巡抚通常还兼提督军务或参理军务,于是“总督”这个职位的雏形也开始出现,这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文官崛起的速度,尤其是“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开始了文强武弱的局面。
隐患之三:战略收缩有利于经济发展,但却为明朝的灭亡埋下隐患
历经朱棣的五次北伐,使得仁宣两朝北部边境较为平静,再加上永乐年间多次对外用兵,使得国力遭受了一定损耗,因此仁宣年间明朝开始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尤其是在明宣宗朱瞻基年间体现的极为明显。
蒙古方面,遭受到明成祖朱棣打击的鞑靼就此一蹶不振(五次北伐四次针对鞑靼),却没想到瓦剌竟然趁机崛起,而在瓦剌打击下的鞑靼不断被迫东迁,结果又遭受了兀良哈惕各卫的抵触。迫于形势的鞑靼太师阿鲁台被迫与明廷修好,然而明朝的战略收缩使得虚弱的阿鲁台并未获得多少帮助,结果在宣德九年(1434年)九月的母纳山之战中,阿鲁台被瓦剌击杀,瓦剌已经成为了草原新的统治者。
△瓦剌的强势崛起为“土木堡之变”埋下了祸根
明宣宗的战略收缩,使得瓦剌趁机得以崛起,为此后的“土木堡之变”埋下了祸根。与此同时,他的主动撤兵安南,最终也使得明朝彻底丧失了对安南的统治。
此外,兀良哈三卫(朵颜三卫)则从宣德五年(1430年)开始南迁,明宣宗北巡期间便曾率兵三千与朵颜三卫交手,然而经过长期斗争,朵颜三卫还是占据了大宁地区,并在正统初年便已经驻牧于明蓟辽边外的潇河、老哈河一带,并活跃于整个漠南地区。
△战略收缩导致明朝经略辽东最终走向失败
而朱瞻基最要命的失误便是奴儿干都司的内迁,宣德五年(1430年)时,薛禄建议将边境防务集中于开平一带,而放弃开平的前沿戍区,以便缩短供应线。结果,最终的结果证明这是个严重的战略错误,明朝对辽东的管理本就不强,在失去了兀良哈三卫的屏障,又将开平前沿全部放弃,最终导致明朝在辽东陷入被动,并彻底经营辽东失败,不仅丧失了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更为明末辽东局势的持续恶化埋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