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为什么会成为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之所以把安史之乱作为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是因为在这场动乱后，支撑大唐兴盛的基石开始腐蚀变质，亦衍生出了藩镇、宦官、朋党等新势力。

支撑大唐兴盛的基石开始腐蚀变质

租庸调制、府兵制、三省制、科举制这四个制度，是支撑大唐强盛的四大基石。而在安史之乱后，租庸调制和府兵制被彻底改变，三省制和科举制亦发生严重偏差。基石已被腐蚀，唐王朝还怎能继续保持强盛呢！

租庸调制崩溃。唐朝实行的是均田制，计口授田。而租庸调根据耕地、人口多寡合理分担，这就使得农民的赋税较轻，从而实现为民置产的目的。老百姓有了自己的财产，自然是一心安定，生产的积极性也更高。但到了后期，随着土地兼并的严重，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为大地主、大官僚的佃农，上交给地主、官僚的赋税是租庸调的十几倍甚至二十倍，农民困苦不堪。

安史之乱后，人口锐减，府库空竭。朝廷为了征收赋税，苛敛更甚。许多农民无力承担如此高的赋税，只好丢掉土地逃亡。逃亡的农民越多，朝廷的苛敛愈烈。如此恶性循环，使得租庸调最终改为了两税制，均田制崩溃，租庸调自然也无从实施。

府兵制名存实亡。府兵制是依附于均田制而产生的军事制度。从西魏、北周开始，朝廷便从农民中选择精壮者，对他们进行一定程度的训练，而免除他们的租庸调。开始的时候，府兵地位较高，还能免除赋税，所以农民乐于参加。到了后来，土地兼并严重，府兵亦受到长官奴役，这使得参军意愿大为降低，甚至出现了自残身体以躲避兵役的现象。

长此以往，军伍中剩下的都是一些老弱。而朝廷为了保持军队的战斗力，便不得不开始募兵。而募兵自然要发粮饷，后来节度使掌握了地方财政后，归于其带领的募兵队伍，便慢慢成了节度使的私军，不再受朝廷管辖。

原本府兵是忙时生产，闲时训练，遇到战事在将领带领下参战。战事完毕，将领归还军权，府兵回到原籍，不会出现将领擅权的情况。府兵制的名存实亡，使得军队开始脱离朝廷掌握。

三省制变质。三省六部制使得宰相的权力分散在三省，不仅能集思广益，还能避免大臣专权。但到了唐玄宗时期，奸相李林甫、张国忠等人深受玄宗信任，他们一手遮天，滥用亲信，使得原本集思广益的三省制变质。官僚体系出现大问题，内外政治日益腐化松弛。

科举制出现严重偏差。科举制的初衷是把选拔人才的权力归为朝廷，且选拔出真正的人才为国效力。但到了玄宗时期，科举制已经开始偏重诗词歌赋。这种导向下选出的人才，固然有利于文学的兴盛，但选出的这些人以诗词唱和为美事，对于国计民生则贡献无多。许多有真才实学的士子，进身无门而只好投奔藩镇。

藩镇、宦官、朋党无情摧残

如果说以上现象是安史之乱前的现状，平定安史之乱后朝廷能对症下药，那么大唐强盛的态势还能延续下去。但可惜的是，由于最高统治者的短视，使得原本的藩镇更加壮大，且出现了宦官专权、朋党倾轧的新现象，这三股力量使得唐王朝更加衰落。

宦官专权。在安史之乱后，宦官开始攫取皇权。他们不仅得以身居高位，而且还掌握了皇帝的禁军。到唐穆宗以后，在80余年的时间里，有7位皇帝是宦官所立。宦官还敢于杀害、囚禁皇帝，可以说皇帝的生死掌握在宦官手中。更不用说有多少藩镇，是因为宦官的逼迫，才不得已脱离朝廷。宦官专权之烈，于唐为甚。

藩镇割据。安史之乱前，虽然出现了藩镇割据的苗头，但朝廷还有力量控制，且大部分藩镇还听命于皇帝。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皇帝也是借助了其他忠于李唐王室的藩镇力量。

但安史之乱后，短视的唐肃宗没有彻底肃清藩镇根基，反而是跟反将达成妥协，使得他们得以继续割据。而且藩镇掌握了地方财权和人事权，开出优厚条件招揽人才，更多割据的藩镇涌现出来。所以安史之乱虽平，但藩镇之祸未已。

朋党倾轧。唐代朋党倾轧之剧烈，甚至让皇帝都生出“去河北贼（藩镇）易，去此朋党难”的感慨。世家豪族出身的官员，和科举出身的官员互相打击。他们结成朋党，互相倾轧，甚至为了压倒对方，而不惜勾结宦官，从而使得朝政更加败坏。

综上所述，安史之乱后，支撑唐王朝繁荣昌盛的基石已经开始崩塌，藩镇割据更加严峻，宦官专权更加膨胀，朋党倾轧更趋激烈。虽然此后中央朝廷做出种种努力，但已经于事无补。朝廷已沦于形式，实际已走上分裂的道路。而五代十国，不过是晚唐情形的延续而已。因此，把安史之乱作为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