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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唐王朝,已经没有条件再实行府兵制了。唐王朝在”安史之乱“中,错过了最后一次机会。后来即使想要重新实行府兵制,也是有心无力了。
均田制和府兵制的相辅相成
北魏孝文帝颁布均田令,开始实行均田制。西魏权臣宇文泰,开始创建府兵制。当这两种制度结合起来的时候,便爆发出强大的生命力。隋朝、唐朝前期,正是继承了这两项制度,奠定了它们强盛的基础。
唐朝前期,朝廷配给农民土地,年老仍交还朝廷。在接受授田的同时,农民要承受一定的租额,这就是均田制。而府兵制,其实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制度。农民闲时种田,并在农闲时节接受军事训练。而在战时,从这些农民中选择精装者参军,免除他原本该承担的赋役。
因为府兵者的租庸调全免,故农民乐于参军。且在唐初的时候,府兵位置较高,使得参军之人有荣誉感。但若想实行府兵制,则需要在均田制的基础上,还要有非常精确的”账籍制度“,这样田地的分配、府兵的征发才有依据。
唐朝的户口册称为”籍“,共造三份,一份存本县,一份送州,一份送户部。政府的租、调,都是以户籍为基础。唐朝壮丁的册子称为”账“,朝廷每年预定明年课役的数目,根据”账“来征发劳力,这是”庸“的根据。
按照唐朝的制度,每年要造账一次,每三年要造籍一次,以保证户口、壮丁数目的精确性,征发起来才能有依据而不昏乱。这个工作量是非常庞大的,每年婴儿的出生、老人的死去以及人口迁入迁出,时间一长,统计的工作便容易懈怠。
到了唐高宗晚年,账籍已经失实,农民的负担不均,课役繁重,许多农民开始丢弃土地逃亡。而且,此时的土地兼并已经很严重,贵族、官僚、地主等阶级,大量兼并原先分给农民的田地。而随着太平日久,府兵的地位也开始下降,许多府兵被当作奴隶使唤,有的农民甚至自残身体以躲避府兵征召。
这种情况,在安史之乱前已经开始酝酿,安史之乱后,情形更是严重。唐代宗时期,曾尝试”量产定赋“、”以亩定税“,但仍旧不能把紊乱的赋税纳入正轨。后续皇帝无法,只能改弦更张,均田制被废弃,府兵自然也就失去了依托。
唐王朝在”安史之乱“中的失策
唐玄宗晚期,随着均田制的逐渐崩溃,府兵制已经开始失去依托,已到了名存实亡的境地。为了保卫京师和边疆,朝廷不得已开始招募士兵,
征募丁壮,长充边兵。
而这些被招募的边兵,后来又逐渐沦为藩镇的”牙兵“,不受朝廷的管辖。本来,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王朝还有机会修正这一错误。当时的名臣李泌,就曾给唐肃宗提出了正确的建议。
使(郭)子仪毋取华,令贼得通关中……徐命建宁王为范阳节度大使,北并塞与(李)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阳。贼失巢窟,当死河南诸将手。
李泌建议唐肃宗不要忙着收复长安、洛阳,而是消耗敌人,以逸待劳,最终犁庭扫穴,一举铲除河北割据势力。但唐肃宗急于收复两京(长安、洛阳),没有听从李泌的建议。最后,唐肃宗还和安史集团的残余势力达成妥协,仍命令他们镇守原来的区域。
安史之霸业虽俱失败,而其部将及所统之民众依旧保持其势力,与中央政府相抗衡,以迄于唐室之灭亡。
藩镇范围逐渐扩大,遍及全国各地,甚至长安附近都有。这些藩镇,初始的时候,还向朝廷上交所收税赋的三分之一,到了后来,直接全部截留。因此,中央朝廷府库耗竭,藩镇反而趁机做大。
假如当初唐肃宗能听取李泌建议,直接扫平安禄山、史思明的巢穴,把其地直接纳入朝廷管理,结果可能大大不同。
战乱之后,人口大量死亡或迁徙,朝廷正好趁机实行均田制,进而恢复原来的府兵制,但短视的唐肃宗直接丢掉了最后一次机会,再也没有翻盘的可能。
安史之乱后,除了均田制、府兵制的崩溃,其他各项制度也形成连锁反应,直接颠覆了唐王朝强盛的基石。
各种制度崩溃形成连锁反应
唐肃宗取得皇位的过程中,宦官李辅国出了大力气,因此得被授予高官。自此,宦官逐渐掌握了唐王朝的权力中枢。等到唐德宗时期,禁卫军被宦官掌握之后,皇帝的生死更是掌握在这些人手中。
命都被别人捏在手里,哪还有心思去改革其他弊端?这些宦官,假借禁军之权,作威作福。许多原本归顺朝廷的藩镇,只因为没有依附宦官,便受到宦官集团的迫害。这些藩镇或为了自保,或表面顺从,慢慢地发展为独立状态。朝廷连土地都控制不住,自然也就无法实行均田制、府兵制。
原先科举制度,自唐玄宗晚期,已经逐渐退化到靠诗赋来博取功名。这样选拔出来的人才,一旦为官,则往往风流自赏而不屑于政务。到了后期,更是形成朋党。两派互相攻伐、排除异己,更进一步加剧了朝政的败坏。朝臣无力,自然也无心谋划恢复原来的均田制、府兵制。
如此一来,盛唐立国的支柱已经开始腐蚀变质,均田制、府兵制、科举制都已严重走形甚至崩溃,各种制度崩溃形成连锁反应。再加上宦官、藩镇、朋党的无情摧残,唐王朝已无力维持自己的统治,哪里还有能力去恢复府兵制呢!
摇摇欲坠的唐王朝,皇帝的命都捏在别人手中。当再遇到农民起义的风暴,便只能迎接倾覆的命运了。平定安史之乱的唐肃宗,没有抓住机遇。后世的唐朝皇帝,再想恢复的时候,老天却再也不给他们机会了。
此时的唐王朝,已经没有条件再实行府兵制了。唐王朝在”安史之乱“中,错过了最后一次机会。后来即使想要重新实行府兵制,也是有心无力了。
均田制和府兵制的相辅相成
北魏孝文帝颁布均田令,开始实行均田制。西魏权臣宇文泰,开始创建府兵制。当这两种制度结合起来的时候,便爆发出强大的生命力。隋朝、唐朝前期,正是继承了这两项制度,奠定了它们强盛的基础。
唐朝前期,朝廷配给农民土地,年老仍交还朝廷。在接受授田的同时,农民要承受一定的租额,这就是均田制。而府兵制,其实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制度。农民闲时种田,并在农闲时节接受军事训练。而在战时,从这些农民中选择精装者参军,免除他原本该承担的赋役。
因为府兵者的租庸调全免,故农民乐于参军。且在唐初的时候,府兵位置较高,使得参军之人有荣誉感。但若想实行府兵制,则需要在均田制的基础上,还要有非常精确的”账籍制度“,这样田地的分配、府兵的征发才有依据。
唐朝的户口册称为”籍“,共造三份,一份存本县,一份送州,一份送户部。政府的租、调,都是以户籍为基础。唐朝壮丁的册子称为”账“,朝廷每年预定明年课役的数目,根据”账“来征发劳力,这是”庸“的根据。
按照唐朝的制度,每年要造账一次,每三年要造籍一次,以保证户口、壮丁数目的精确性,征发起来才能有依据而不昏乱。这个工作量是非常庞大的,每年婴儿的出生、老人的死去以及人口迁入迁出,时间一长,统计的工作便容易懈怠。
到了唐高宗晚年,账籍已经失实,农民的负担不均,课役繁重,许多农民开始丢弃土地逃亡。而且,此时的土地兼并已经很严重,贵族、官僚、地主等阶级,大量兼并原先分给农民的田地。而随着太平日久,府兵的地位也开始下降,许多府兵被当作奴隶使唤,有的农民甚至自残身体以躲避府兵征召。
这种情况,在安史之乱前已经开始酝酿,安史之乱后,情形更是严重。唐代宗时期,曾尝试”量产定赋“、”以亩定税“,但仍旧不能把紊乱的赋税纳入正轨。后续皇帝无法,只能改弦更张,均田制被废弃,府兵自然也就失去了依托。
唐王朝在”安史之乱“中的失策
唐玄宗晚期,随着均田制的逐渐崩溃,府兵制已经开始失去依托,已到了名存实亡的境地。为了保卫京师和边疆,朝廷不得已开始招募士兵,
而这些被招募的边兵,后来又逐渐沦为藩镇的”牙兵“,不受朝廷的管辖。本来,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王朝还有机会修正这一错误。当时的名臣李泌,就曾给唐肃宗提出了正确的建议。
李泌建议唐肃宗不要忙着收复长安、洛阳,而是消耗敌人,以逸待劳,最终犁庭扫穴,一举铲除河北割据势力。但唐肃宗急于收复两京(长安、洛阳),没有听从李泌的建议。最后,唐肃宗还和安史集团的残余势力达成妥协,仍命令他们镇守原来的区域。
藩镇范围逐渐扩大,遍及全国各地,甚至长安附近都有。这些藩镇,初始的时候,还向朝廷上交所收税赋的三分之一,到了后来,直接全部截留。因此,中央朝廷府库耗竭,藩镇反而趁机做大。
假如当初唐肃宗能听取李泌建议,直接扫平安禄山、史思明的巢穴,把其地直接纳入朝廷管理,结果可能大大不同。
战乱之后,人口大量死亡或迁徙,朝廷正好趁机实行均田制,进而恢复原来的府兵制,但短视的唐肃宗直接丢掉了最后一次机会,再也没有翻盘的可能。
安史之乱后,除了均田制、府兵制的崩溃,其他各项制度也形成连锁反应,直接颠覆了唐王朝强盛的基石。
各种制度崩溃形成连锁反应
唐肃宗取得皇位的过程中,宦官李辅国出了大力气,因此得被授予高官。自此,宦官逐渐掌握了唐王朝的权力中枢。等到唐德宗时期,禁卫军被宦官掌握之后,皇帝的生死更是掌握在这些人手中。
命都被别人捏在手里,哪还有心思去改革其他弊端?这些宦官,假借禁军之权,作威作福。许多原本归顺朝廷的藩镇,只因为没有依附宦官,便受到宦官集团的迫害。这些藩镇或为了自保,或表面顺从,慢慢地发展为独立状态。朝廷连土地都控制不住,自然也就无法实行均田制、府兵制。
原先科举制度,自唐玄宗晚期,已经逐渐退化到靠诗赋来博取功名。这样选拔出来的人才,一旦为官,则往往风流自赏而不屑于政务。到了后期,更是形成朋党。两派互相攻伐、排除异己,更进一步加剧了朝政的败坏。朝臣无力,自然也无心谋划恢复原来的均田制、府兵制。
如此一来,盛唐立国的支柱已经开始腐蚀变质,均田制、府兵制、科举制都已严重走形甚至崩溃,各种制度崩溃形成连锁反应。再加上宦官、藩镇、朋党的无情摧残,唐王朝已无力维持自己的统治,哪里还有能力去恢复府兵制呢!
摇摇欲坠的唐王朝,皇帝的命都捏在别人手中。当再遇到农民起义的风暴,便只能迎接倾覆的命运了。平定安史之乱的唐肃宗,没有抓住机遇。后世的唐朝皇帝,再想恢复的时候,老天却再也不给他们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