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ww.wukong.com/answer/6799983463211467022/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于东巡归途中患病,最终病逝于沙丘,胡亥、赵高、李斯三人密谋,以秦始皇的名义发布诏书,指责公子扶苏为子不孝、蒙恬为臣不忠,令两人自杀。扶苏、蒙恬接到诏书后,虽然蒙恬怀疑诏书真伪,但公子扶苏最终还是选择了依照诏书命令自尽。那么,扶苏为何接到诏书之后,不怀疑其真伪便自尽呢?
原因之一:扶苏推崇儒家思想,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曾试图推动各国文化融合,为此不仅接纳六国文化,且设立博士职位邀请六国学子担任,使得大量诸子百家学子涌入咸阳。与秦始皇崇信法家思想不同,公子扶苏因性格原因,反而更为推崇儒家思想。
扶苏对于儒家思想的推崇,在“焚书坑儒”事件中可谓体现的淋漓尽致。“焚书”事件爆发之后,秦始皇曾下令不得公开非议朝政,然而就在次年,即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术士侯生、卢生对秦始皇的一系列政策一番讥讽之后,就此逃离咸阳宫,秦始皇一怒之下令人大肆搜捕咸阳城内的术士,并将四百六十多人全部活埋。
针对秦始皇坑术士一事,扶苏便曾上书劝谏道,“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结果惹得秦始皇大怒,将其发配到上郡边地,协助蒙恬修筑长城,抵御北方游牧民族。
这种理念上的根本差异,不仅使得公子扶苏与秦始皇的关系极为紧张,而且直接导致了他被发配上郡边地。对于推崇儒家思想的扶苏来说,面对胡亥等人以秦始皇名义发布的诏令,比较崇信“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种“忠孝”伦理纲常的他,已是不得不死。
原因之二:秦国法家思想的影响,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商鞅变法不仅是秦国迅速崛起的根源,同样也成为了秦国历代君主治国的主要理念,而历经商鞅变法,再加上韩非、李斯等人的推动,法家思想早已深入秦国人的骨髓,即使扶苏比较推崇儒家思想,但长期生活在秦国的他,也难免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
秦国的法家治国理念,讲究的就是严刑峻法,因而拥有极强的君权理念,这虽然有助于秦国在战争年代凝聚国力,同样使得秦国人长期以来便形成了一种对上级的服从、畏惧观念。这种治国理念下,秦国的国君拥有着绝对的权威,只要说处死任何人,根本无人敢于反抗。
纵观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秦国国君下令处死的朝中重臣可不在少数,就连白起、吕不韦这种功勋卓著、权势滔天的重臣根本无力抵抗。
而扶苏接到诏书之时,根本不知道秦始皇已经去世,因此即使他对诏书的真伪有所怀疑,但因为长期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他根本不敢上书秦始皇求证,也只能依令自尽。
原因之三:想要反抗却毫无实力,蒙恬并不一定会举兵反叛
蒙恬手握重兵不假,按照宗法制观念扶苏乃是第一顺位继承人同样不假,但如果要蒙恬和扶苏两人联合起来举兵反叛,却是难上加难。
虽然历史上关于胡亥继位的正统性始终有所怀疑,但不可否认的是胡亥、赵高、李斯这三个人组成的团体太过强大了。胡亥乃是秦始皇最为喜爱的一个儿子,在没有立下储君的情况下,他的继位也算是顺理成章;赵高作为中车府令,秦始皇去世之后直接控制了传国玉玺,这就是发号施令的最高权威;李斯作为丞相,则可以迅速稳定朝局,使得胡亥顺利继位。
秦始皇病逝之后,胡亥、赵高、李斯的联手不仅可以确保胡亥顺利继位,而且在秘不发丧的情况下,他们三人完全就代表了秦始皇的意志,在他们下令处死扶苏和蒙恬的情况下,就算两人有所怀疑,顶多也就是上书求证,要他们公然起兵反抗中央政权,显然是难上加难。
更何况,扶苏和蒙恬也并非想象中的那么亲密无间,虽然两人同在上郡,但蒙恬是军队主将,扶苏则是监军,两人之间乃是相互制约的关系。更何况,如果扶苏和蒙恬真的是一条心,秦始皇又岂会放心两人一同待在上郡?
如上所述,在扶苏没有能力,也没有办法反抗的情况下,在秦始皇病逝的消息没有公布的情况下,不论这封代表了“秦始皇意志”的诏书是真是假,推崇儒家思想,又深受法家思想影响的扶苏,也只有自尽这一条路可走。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于东巡归途中患病,最终病逝于沙丘,胡亥、赵高、李斯三人密谋,以秦始皇的名义发布诏书,指责公子扶苏为子不孝、蒙恬为臣不忠,令两人自杀。扶苏、蒙恬接到诏书后,虽然蒙恬怀疑诏书真伪,但公子扶苏最终还是选择了依照诏书命令自尽。那么,扶苏为何接到诏书之后,不怀疑其真伪便自尽呢?
原因之一:扶苏推崇儒家思想,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曾试图推动各国文化融合,为此不仅接纳六国文化,且设立博士职位邀请六国学子担任,使得大量诸子百家学子涌入咸阳。与秦始皇崇信法家思想不同,公子扶苏因性格原因,反而更为推崇儒家思想。
扶苏对于儒家思想的推崇,在“焚书坑儒”事件中可谓体现的淋漓尽致。“焚书”事件爆发之后,秦始皇曾下令不得公开非议朝政,然而就在次年,即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术士侯生、卢生对秦始皇的一系列政策一番讥讽之后,就此逃离咸阳宫,秦始皇一怒之下令人大肆搜捕咸阳城内的术士,并将四百六十多人全部活埋。
针对秦始皇坑术士一事,扶苏便曾上书劝谏道,“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结果惹得秦始皇大怒,将其发配到上郡边地,协助蒙恬修筑长城,抵御北方游牧民族。
这种理念上的根本差异,不仅使得公子扶苏与秦始皇的关系极为紧张,而且直接导致了他被发配上郡边地。对于推崇儒家思想的扶苏来说,面对胡亥等人以秦始皇名义发布的诏令,比较崇信“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种“忠孝”伦理纲常的他,已是不得不死。
原因之二:秦国法家思想的影响,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商鞅变法不仅是秦国迅速崛起的根源,同样也成为了秦国历代君主治国的主要理念,而历经商鞅变法,再加上韩非、李斯等人的推动,法家思想早已深入秦国人的骨髓,即使扶苏比较推崇儒家思想,但长期生活在秦国的他,也难免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
秦国的法家治国理念,讲究的就是严刑峻法,因而拥有极强的君权理念,这虽然有助于秦国在战争年代凝聚国力,同样使得秦国人长期以来便形成了一种对上级的服从、畏惧观念。这种治国理念下,秦国的国君拥有着绝对的权威,只要说处死任何人,根本无人敢于反抗。
纵观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秦国国君下令处死的朝中重臣可不在少数,就连白起、吕不韦这种功勋卓著、权势滔天的重臣根本无力抵抗。
而扶苏接到诏书之时,根本不知道秦始皇已经去世,因此即使他对诏书的真伪有所怀疑,但因为长期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他根本不敢上书秦始皇求证,也只能依令自尽。
原因之三:想要反抗却毫无实力,蒙恬并不一定会举兵反叛
蒙恬手握重兵不假,按照宗法制观念扶苏乃是第一顺位继承人同样不假,但如果要蒙恬和扶苏两人联合起来举兵反叛,却是难上加难。
虽然历史上关于胡亥继位的正统性始终有所怀疑,但不可否认的是胡亥、赵高、李斯这三个人组成的团体太过强大了。胡亥乃是秦始皇最为喜爱的一个儿子,在没有立下储君的情况下,他的继位也算是顺理成章;赵高作为中车府令,秦始皇去世之后直接控制了传国玉玺,这就是发号施令的最高权威;李斯作为丞相,则可以迅速稳定朝局,使得胡亥顺利继位。
秦始皇病逝之后,胡亥、赵高、李斯的联手不仅可以确保胡亥顺利继位,而且在秘不发丧的情况下,他们三人完全就代表了秦始皇的意志,在他们下令处死扶苏和蒙恬的情况下,就算两人有所怀疑,顶多也就是上书求证,要他们公然起兵反抗中央政权,显然是难上加难。
更何况,扶苏和蒙恬也并非想象中的那么亲密无间,虽然两人同在上郡,但蒙恬是军队主将,扶苏则是监军,两人之间乃是相互制约的关系。更何况,如果扶苏和蒙恬真的是一条心,秦始皇又岂会放心两人一同待在上郡?
如上所述,在扶苏没有能力,也没有办法反抗的情况下,在秦始皇病逝的消息没有公布的情况下,不论这封代表了“秦始皇意志”的诏书是真是假,推崇儒家思想,又深受法家思想影响的扶苏,也只有自尽这一条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