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小儿子是谁?梁思礼的个人资料及生前事迹介绍

　　然而，与政治上的压力比起来，技术上的压力，还只是小儿科。

　　1969年底，军管会与北京市联合组织“705”大会战，提出了“改革研制程序，不搞烦琐哲学”的口号，用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抓科研。“705”大会战虽然突破了一批关键技术，但是以群众运动方式研制导弹，使大部分设备在试验时问题百出，有的不得不回厂返修，甚至重做。

　　梁思礼被逼无奈，想出了另一个对策。他说：“当时我留了一个后手，我没敢把弹上所有的东西拿去会战，仅仅同意把地面设备、电源设备，这些不是太重要的东西拿去会战了。结果会战搞了很多场，就是不按照规范、工艺要求干活，元器件没有很好筛选，焊接也不行。结果会战表面轰轰烈烈，其实回来以后还得返修整顿，搞得非常被动。”

　　就在这样的闪转腾挪中，远程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一步步进行着。

　　1971年春天，远程运载火箭各个分系统完成，送到211厂做总装测试。测试中，梁思礼发现笔录仪上出现了一个不应该有的“毛刺”干扰，而且时有时无。为了查明原因，梁思礼带领技术人员“守株待兔”等了几个小时，最后发现是相邻车间用电载荷瞬间突变造成的。总装测试中，这样的问题层出不穷。

　　军管会扬鞭急催，为赶工期，“705”大会战中做出来的元器件大多有问题，焊接质量也差。因为脱落插头里的一颗小钢珠不见了，总设计师就要带着大家趴在厂房里找上几个小时，级倍数的问题累计到了总装阶段。

　　后来，在解决航天的可靠性问题上，梁思礼提出了“十倍理论”，意思是在概念设计阶段，花一块钱能解决的问题;拖到方案设计阶段，就要花10元钱才能解决;到了出样阶段，要花100元钱……

　　而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中，最后的问题又何止十倍?为了搞掉这些“毛刺儿”，梁思礼带着同事在211厂不分昼夜拼命干，一干就是50天，最后把自己累得尿血住院。

　　1977年，远程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走上正轨，连续6次试验都取得成功。1980年，梁思礼带领9人精度小组，对向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飞行试验的设计、工艺、环境和可靠性等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精度分析工作。靠着这个飞行试验，他摘取了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桂冠。

　　倘若时空能像纸张一样轻松折叠，用铅笔在上面戳个洞，再展开：普渡大学模拟电网实验室里做实验的梁思礼、五院里夜夜鏖战的梁思礼、酒泉发射基地里做着发射前最后检查的梁思礼、站在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领奖台上的梁思礼……在每一个节点，梁思礼眸子里不变的热情抵御着时间的轮番攻击。时间夺去了他的青春，却没能撼动他的初心——对中国航天不倦的追索。

　　女儿梁红曾逗他，说他是“老黄牛，只会低头拉车，不看路”。对于一个只懂业务、不掌权的知识分子，“老黄牛”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